编者按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完成了从“国家战略、上海推动”到“国家战略、国家实施”的重要转变。而英国伦敦G20峰会达成的金融监管共识则追求从“各自监管”到“联合监管”的转变。G20联合公报把金融部门和金融监管的失败看成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具体措施。这些举措无论从观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 学术支持：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
市场和监管是基础
上海缺乏层次相对较高且具有高风险规避能力的衍生品市场
上海的金融产品仍不能满足市场的融资需求以及创新需求
监管机构在“分业监管”模式下缺乏有效协调机制
从G20伦敦峰会上的成果与分歧中，我们反观目前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某些突破口和急需解决的问题。G20伦敦峰会公报称：“我们相信，建立基于市场原则、有效监管和强有力的全球机构之上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可持续全球化发展和所有各国日益繁荣增长的惟一可靠基础。”可见，市场和监管永远是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同样，处理好市场与监管这对辩证统一的矛盾体的关系，也必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很好的基础。可以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必定是市场体系不断完备、监管方式不断完善的过程。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其波及范围也逐步由发达国家传导至发展中国家，由于危机传导的滞后性，发展中国家可能遭受严重的冲击。正是在此时，国务院提出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表明了政府的魄力和对上海的信心。要想达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市场和监管始终是问题的关键和重中之重。具体而言有两方面内容。
首先，G20伦敦峰会以“修复金融市场体系复苏贷款市场”为目的，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目前，上海是全国拥有金融市场种类最多的城市，除了将要启动的金融期货市场外，还包括股票、商品期货、债券、外汇、货币、黄金和产权七大要素市场。全球各金融中心中，还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这样具有如此高要素集中度。
笔者认为，从要素层次看，上海目前的金融市场大多是层次相对较低的基础产品市场，层次相对较高且具有规避风险能力的衍生品市场相对匮乏。如上海目前缺少期权市场、互换市场等；从市场结构看，上海目前的金融产品仍不能满足市场的融资需求以及创新需求。如债务融资、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在目前金融危机下，“杠杆化”以及“创新过度”等词语频频扮演“替罪羊”的角色，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让表象蒙蔽了眼睛。上海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要想在金融浪潮中岿然不动，拥有分散风险度高的、产品种类齐全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时不我待的重任。
其二，G20伦敦峰会公报称，“金融业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将采取行动为未来的金融业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更加具有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架。我们所有人都同意确保在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同时还同意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的跨国合作，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
可见，光有开放程度高的金融业，监管却长期相对放松，是行不通的。目前上海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模式，但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尤其是与国际监管标准没有完全接轨，且面临高素质金融监管人才匮乏等问题，这就需要上海以“监管+发展+修正”的视角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经验，按照高标准、市场化、一致性等原则，以法律和制度为基础，不断完善上海金融监管体制。
当下“加强监管”弊大于利
■ 华蓉晖
国家花大力气推进上海建设“两个中心”的时候，正逢全球反思金融危机破坏力的当口。加强监管的措施与计划在G20伦敦峰会的会后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占据了很大篇幅。对上海推进金融中心建设来说，这样的国际大背景有利有弊，但总的来说，弊大于利。
先说“利”。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给全球各国的经济带来了或大或小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各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问题。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构建自己的金融中心，并把它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是审时度势后冷静而明智的决策，关系到在主流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问题。经济大国必须成为金融强国，越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则越有利。
再来说“弊”。在目前国内条块分割、分业监管的金融业监管体系下，针对微观金融机构的每一项监管新举措，都会带来更高的监管成本。我国金融业长期以来难以摆脱“强大的行政力量”的束缚，因此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特有局面。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急需拓展，市场的回弹力亟待提高。若跟着国际潮流跑，一而再、再而三地制定过细的监管规则，将更紧地束缚国内金融机构的手脚，削弱其竞争力。
因此，上海市政府有意淡化了加强监管的重要性。在落实建设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应密切关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进程，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对这些监管新规的反响和执行情况。然后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酝酿出我们的监管改革计划，切忌因过细监管而放缓创新的步伐和发展的节奏。
对纽约这个创新过度的金融中心来说，监管确实太重要了，但伯南克对加强监管依然顾虑重重，强调的是适度监管加投资者保护的论调。对伦敦这样被公认的监管艺术高超的金融中心来说，提出各项加强监管的举措更能彰显其监管水平和特色，但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现任主席念念不忘且反复强调监管需要国际协调，非一国之力得以改观。对以“避税天堂”著称的离岸金融中心来说，监管新规中的税制透明统一的行动路线，是促其业务转型的“激励器”，但没有一个国家积极响应，改变原本零税率或低税率的现状，只是小心翼翼地在观望。在目前电信技术极其发达的条件下，全球资本可以在瞬间进行大规模的流动，对上海这个雄心勃勃走向世界的国家级金融中心来说，更重要的是留意观察欧洲金融中心在率先实施这些监管新规后，为确保其金融中心的地位还做了些什么。
伦敦G20给上海九条启示
■ 李豫
与国际全面接轨 G20公报提出设立新的金融稳定局替代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FSF），以强化全球金融监管。金融稳定局的“稳健金融系统的12条标准”将对上海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提出国际化要求，同时也对货币和金融政策的透明性、数据发布规范、破产标准、公司治理、会计和审计规则、支付和结算、银行和保险及证券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积极面看，也可以把这种要求看成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先行先试统一监管模式 G20公报提出要重塑监管体系以使得监管当局能够识别和应对宏观风险。结合G20的共识，建议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先行先试以金融市场为核心的统一调控监管模式，克服目前一行三会在我国金融市场及金融衍生产品等方面各定标准、分散监管模式产生的弊端，强化央行在统一监管协调中的权力和责任。
打造全球性支付平台和定价中心 G20公报提出采取行动反对避税天堂等不合作的行为，并准备进行制裁，以保护公共财政及金融系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要立足于为国内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发展中国独特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使上海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逐步成为人民币相关产品的全球性交易、支付主平台和定价中心。
金融产品与监管同步创新 G20公报提出把监管领域拓展到所有的对体系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工具和市场，并首次把对冲基金纳入到监管的范围。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客观要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等各方面创新及发展。这不仅加大了监管的复杂性，也会使央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所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是金融市场机构产品业务与金融调控监管两个方面同步创新，实现两方面协调发展。
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和机制 G20公报提出新设立的金融稳定局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中的风险提供早期预警并采取行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确保金融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在各方面健康发展和创新，并在个别金融市场、机构和产品等出现风险的早期，能尽早发现、全面防范和及时化解，使之不会发展成为系统性风险。必须同步建设适合上海、又与国际接轨的以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相应的工作机制。
强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建设 G20公报提出要用FSF的硬性规则约束企业的支付和报酬政策，讲求报酬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我们在鼓励金融创新、学习西方先进风险管理的原则、制度和技术方法的同时，要重视金融机构的合规性建设，特别要防止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因为道德风险本质上属于人为因素归于操作风险。
关注金融领域的杠杆化水平 G20公报提出在复苏后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而且以后监管方面必须防止过度的杠杆化，要求银行在经济良好时期也需储备充足的缓冲资金。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有所不同，我国银行体系暂时不存在去杠杆化问题。尽管如此，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仍需要时刻关注并警惕金融领域的杠杆化水平。
重视会计准则建设和话语权 G20公报呼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迅速与监管机构进行合作，以改进资产估值和准备金标准，完成一套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统一肯定是需要的，但如何统一则值得商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应该重视在会计准则方面的建设和在国际领域的话语权，维护我国利益，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强化征信和信用评级体系 G20公报提出扩大监管范围，将信用评级机构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防止提供不切实际的信用评级。与G20公报的要求相一致，我国即将推出《征信管理条例》。我国征信和评级行业应该吸取美国评级机构的教训，加强外部监管、行业自律和技术改进，特别要重视国际化过程中与其他央行和国际性征信机构在维护我国安全前提下的信息共享，使健全、公正的征信和信用评级体系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可靠保障。
全球金融监管新趋势
■ 徐学锋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大力改革金融体系、再造全球金融稳定框架的呼声渐高。G20伦敦峰会后，国际银行业的金融监管主要有以下新趋势。
其一，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是一场由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
其二，完善监管框架，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综合监管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降低监管重叠，提高监管效率。因此，即使在分业经营的环境下，适当的综合监管和监管协调也是必需的。
其三，不断优化监管规则，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创新产品有其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监管体制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则易发生金融风险。
金融创新对监管的挑战在于：首先，风险更易累积和扩大，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在风险累积和扩大方面的负面作用。其次，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因此，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需要不断改进监管体系、监管方式，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监管不仅要考虑产品本身和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要考虑其对于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其四，注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加强金融机构跨境监管。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推进金融开放。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人民币无意“称霸”
■ 邬德云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上海成为国家金融中心、亚洲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货币发展的必然趋势。G20伦敦峰会也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国际金融新秩序
在G20伦敦峰会上，欧美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两点上：美国希望欧盟扩大经济刺激规模；欧盟则认为制定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更为重要。
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格局的发展使少数几个富裕国家主宰全球经济事务的历史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奥巴马明确表示，如果要寻找此次危机的根源，美国监管体系不完善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可以说，美国的光辉不再，原有的世界秩序失去了灵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衰落，意味着原有秩序失去了实力的支撑。
期盼新储备货币
美元遭遇信誉危机；欧元区中的“欧洲病夫”可能会压垮欧元；日本没有信心建立“日元经济圈”；“亚元”的建立就连“美好的愿望”都还谈不上。因此，人们在寻求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倡“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林毅夫表示，扩大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特别提款权”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话题将会继续被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表示：“以IMF的‘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是最快的途径，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最好成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机构。”G20今年9月将于纽约召开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议题。
世界银行总裁佐立克则主张捍卫美元。他表示，全世界想要度过经济危机，关键之一就是要维持强势美元，如果任由美元贬值，受害的是全球各国。事实的确如此，因此，要改变美元霸权地位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的。
中国无意挑战“霸主”
中国提出了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要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中国的主张无意挑战美国金融霸主地位。而且实际上，中国并不指望国际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打破现有国际货币的结构。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无法忽略“中国元素”的存在，有些媒体甚至戏称“G20峰会”为“G2峰会”。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要靠经济实力、文化认同、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责任等来支持的。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与14个陆路邻国有边境贸易，被当地人民接受了的人民币流通量也很大，具有良好的民间优势。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继续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建立、扩大和完善人民币现代结算体系，提高造币技术，建立人民币安全防范体系，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等，并最终替代日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
我们相信，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元、德国主导的欧元、中国主导的人民币将成为世界货币的主流。
绿色金融助力上海
■ 李维平
G20伦敦峰会公告提出了6条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其中“增进全面的、绿色的以及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方向。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平衡状态被打破，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力量对比处于重大调整之中，新的平衡正在重新组建之中。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上海能否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成为真英雄，笔者认为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市场的作用——世界金融自然发展的优胜劣汰；第二，政府的作用——学习先进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
与自然界相类似，金融中心的发展同样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当今世界倡导的是绿色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上海要想成为世界水平的金融中心，必须在“绿色”、“可持续”上下功夫，这里的“绿色”不仅仅指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它还包涵了金融建设中人与人之间的诚实信用，也就是信用环境的建立和维护。
金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用的发展，从人们之间普通的借贷，到现在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信用因素始终贯穿其中。一个绿色健康的信用环境的建立，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备要素。
上海金融发展历史悠久，金融市场从雄厚的历史积淀中不断汲取力量，信用环境不断加强，为金融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日前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其中很多条款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了保证。所以，上海应该向国外诸多先进国际金融中心学习其成功的发展经验，在政策上先行试点，认真研究解决在金融中心建设推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这样，上海才能将金融危机对自身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才能驶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快车道，才能在新形势下圆满完成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