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市举办，国内外金融界领袖和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进行讨论，这使得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题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点。此次论坛透露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路和多项具体政策，足以表现上海市政府建设金融中心的决心，客观上会加快国内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步伐。

　　建设金融中心要走向国际，需要国内在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方面下功夫。上海市近期可谓动作频频，陆家嘴论坛上也透露出一些新政策。比如，近期上海市政府已经重申，将积极支持上海证交所国际板建设，推动红筹股公司及其他境外公司在上海证券市场发行A股；上证所也在争取推出恒生指数ETF（上市交易基金）、国企指数ETF以及红筹指数ETF，甚至在一段时间后包括台湾股市和东京股市的ETF都有望在上海登陆。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股票交易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让人看到了境外公司来沪上市、境内投资者足不出“沪”便能投资境外企业的希望。其他措施还包括，海外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企业（PE）在浦东设全资子公司，以及设立合资公司将被上海市政府许可；洋山保税港区将率先成为离岸金融试点区域，方案计划于8月出炉，争取年内开始实施试点工作。早在此次论坛前，针对上海非常缺乏高端金融人才的情况，当地政府已经考虑在户籍、税负以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领域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海外人才来沪工作。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压力下，多项数年来一直期待的开放政策可能在近两年成行。对于过去相对隔绝于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中国投资者来说，上面这些开放措施无疑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原本政府干预金融市场运行、计划经济色彩严重的经济体而言，要想建设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改变制度环境，加快金融创新。从具体措施来看，也能看到近期上海在改革方面所作的一些努力。例如，在银监会就《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后，上海市就在积极筹谋建立第一批消费金融公司，这将在原有的证券、银行和保险等传统的金融机构之外，连同吸引PE、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一起，使得沪上的金融机构更加多元化。此外，今年以来，上海取消了市管国企和国企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浦发银行成为首家招聘不带行政级别的副职高管的国有金融企业。这个举措，改变了这些金融高管的激励机制，这对国有金融机构在市场化运作方面的进步，显然是有重大意义的。

　　上海已经提出，要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坦率而言，上述诸多改革措施，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是最关键的。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要求有许多必备的制度性前提，首当其冲的便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曾经历东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全过程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社长兼CEO的齐藤惇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如果上海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减少货币控制，“使任何人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上海投资，并且可以自由地把钱从上海取走，这就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

　　从当前形势来看，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可能将在10年之内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在10年之内将处在不断向关键领域改革逼近的过程中。实际上，在这个进程中，上海是否能如中国政府所愿建设成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倒并不太重要了———因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是主观能规划出来的，但一个客观的进步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原来那种对金融改革异常谨慎的态度，很可能会逐渐让位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热情，其带来的加快制度性变革的影响，是不应被低估的。

　　中国改革开放推进的方式，以“摸着石头过河”而闻名；改革过程所遭遇的阻力，既有决策者的谨慎小心，更是因为改革开放势必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而在金融制度相对不健全的基础上，上海市承担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艰巨任务，这将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并为国内金融改革注入推动力。出于竞争的需要，一些有益的金融举措很可能将迅速被其他地区跟进，最终带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