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时收到东汽朋友的邮件，得知已经从汉旺镇搬到八角镇的新东汽，卯足了劲头生产，热热闹闹过了灾后第一个劳动节。也不过就是几个月前的春节前夕，东汽的职工们还守着电脑选房，等待工厂搬新址、自己搬新家，厂房外的风电机组外壳刷好了标识正准备运走。再往前数，就是去年五六月间了，汉旺镇一片人间惨境，东汽厂的大喇叭一边通知职工分批限时回家取财物，一边紧张地号召恢复生产。多年来依靠东汽而生的人们正在为这个企业的去留而忧虑。

　　在他者眼中，灾区的生长是论阶段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鲜明的标签，或“救灾”或“重建”，就像一个不常见到的孩子，每次都觉得猛然又长高了些。可对于灾区的人们而言，过去的一年里，每一天、每一个月都饱含着太多的苦辣酸甜，新生活的每一步都是踏踏实实走过去而不是迈过去的。必须承认，再多的关爱和帮助都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今天是“5?12”周年的日子，是周年祭不是周年庆，所以，记述过去一年来我们带着关心和思考而多次深入灾区的采访报道活动，目的是还原一个日常性大于仪式性，矛盾性和复杂性远胜想象的灾区，一个不可割裂地震前后联系的灾区，一个更加贴近真实的灾区。

　　去年5月13日，成都双流机场限制起降，我们第一位赴灾区的同事是由北京飞重庆再连夜赶往成都的，随后这位记者很快到达了当时仍属最前线的都江堰。震后的一周内，又有一位记者前往前线增援报道，他们在余震威胁和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抚慰惊魂未定的灾民，报道救人、道路抢修、物资调运等灾区当时最为紧迫的事件，并开始思考震后经济恢复的问题，写下了《江油告急》。震后第二周，另两位同事几次冲锋，艰难地进入震中映秀，并采写了本报抗震救灾阶段堪称见闻式报道典范的《破碎了的映秀镇》。在随后的两周时间内，我们的足迹遍布北川、汶川、青川、彭州、江油、绵竹、安县、平武、文县、宁强等极重灾区的村镇，及时反映受灾情况、探访灾民，甚至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完成主要报道之余，帐篷里、废墟前、山道上、工厂边，我们十几位一线记者访问了上百户灾民，并在去年7月12日也就是震后两个月之际形成了厚厚的一期特刊――《100户灾民访谈》。大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放弃宏大叙事，俯下身去蹲在受灾受伤的人们面前，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有名有姓、面目清晰地留在这段历史中。

　　随着抢险救人阶段逐渐过渡到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时间已经到了6、7月。灾区的帐篷里开始越来越热，媒体的报道热度却有所下降，仍活跃在灾区的记者数量明显减少。我们这支以“80后”加“70末后”为主力的报道团队，还在不断地出发。这个时期，大家的采访报道不约而同地反馈回同一个判断――重建可能比救灾更难。笼罩在灾难身上的光环开始褪去，灾难激发出的超常情绪在复杂的重建利益格局调整中，开始松动。

　　根据灾区情况的变化，我们的报道版图也及时做出了调整。在此后的报道中，杜绝观光客式的做法，摆脱围绕各种纪念活动和仪式而生产报道，尽可能反映灾区的日常性，关注灾区重建中的核心重大问题，始终是我们坚守的原则。汶川、北川、青川等极重灾区，面临着震后地质评估、建筑受损评级的重任，也承受着纷繁的选址之争，几位同事先后几次前往，较早较全面地反映了“选址”这个重建中首当其冲的难题，形成了深度调查《青川选址之争》等报道。

　　6月初，我们的报道进一步聚焦。地处“成德绵经济带”中的几个极重灾区绵竹、什坊、江油，震前就是四川经济重镇，这一区域重建中的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既带来科学发展的契机，又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余震”不断。绵竹正是其中的典型。当时，东汽因灾计划出走德阳，给依东汽而生的当地人和当地经济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形成了《绵竹的另一场地震》。东汽去留的背后，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尾巴与市场经济规律的较量。“绵竹的汉旺还是德阳的汉旺”这一争论，则是GDP挂帅的地方发展路径中必然的争夺。我和同事在这里蹲守数天，面对从烧烤摊老板、出租车司机到政府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赢得了一场场艰难的采访，恢复出了一张利益相关者图,也触痛了一些人的神经。这篇报道刊发月余后，回访的同事偶然踏进绵竹某政府部门办公室时，发现他们的临时办公桌上仍摊开着这份报纸；因直言东汽应选择比德阳更具交通区位优势的地方，一位受访的企业负责人被德阳市某领导点名批评。耐人寻味的是，等半年后记者再次前往采访时，这家企业并未因此而对记者退避三舍。现在，随着东汽落户德阳八角镇，位于汉旺镇的原东汽总部已成为汉旺地震遗址的一部分，此前的争议暂时告一段落，调整和优化的艰难，却还将贯穿于灾区恢复元气的整个过程中。

　　7、8两个月，奥运季节。人们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中国队的金牌数，所有人都沉浸在自豪感中。6月底，从灾区返京后的第三天，我启程去了德国，接受针对发展中国家环境记者的职业培训，远离了沸腾的祖国，也远离了仍在默默生长的灾区。就在这个时间段里，我的同事再次背起包，重返都江堰、绵竹、彭州，回访曾接受过我们访问的灾民，报道灾后恢复重建的最新进展，保持对灾区和受灾者持续的关注。

　　转眼春节临近，许多媒体派出记者前往灾区，报道灾区人们的第一个春节。节前20天，我和另一位同样多次去过灾区的同事怀揣一份心思，再次踏上了灾区熟悉的土地。此行我们任务艰巨，要在灾后半年多的时间节点上，调查灾区城乡住房重建中突破性的做法和仍未解决的难题，回访绵竹、什坊一带的工业企业和政府部门，探讨人们寄予了很高期待的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是否真的在发生。节前20天就开展采访，一是想客观反映灾区在非节庆时段的真实状态，避免慰问式的、走马观花的采访，另外也是由报道本身的难度决定的。

　　春节前的都江堰被灰尘笼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彼时，都江堰的农村住房重建进展顺利，通过城乡联建的方式，农房重建破解了筹资难题，又避开了《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用途的严格限制，不仅受灾农户受益，也为整个成都地区推进统筹城乡的改革试验提供了突破口。我的同事几乎走遍了都江堰市的向峨乡、大观镇、青城山镇等地，还奔波到大邑县，在《联建房破解“小产权”安置房仍待法律突围》等一组报道中，完整地展现了都江堰市农村住房重建的进展和全貌，并敏锐地指出了问题――修建于宅基地之上的安置房与联建房不同，由于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安居房未来无法上市交易，将农村土地由生产资料转变为财产性收入的希望，仍未能因灾后重建而取得实质性进展。

　　更为复杂的是城镇居民的住房重建，由于物权多样、产权关系复杂，城镇居民住房的重建进度滞后于农房，而且矛盾冲突尖锐。都江堰一些城市小区的论坛上，甚至出现了“地震夺走了我们的财产，政府还要夺我们的房子”这样的帖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遍访了都江堰市的房屋损毁居民、房管局、规划局、重建办、统筹办以及四川省的专家学者，调查都江堰市城镇住房重建中的争议，并最终得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结论，成文为《“革命性的规划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发现，部分民众对政府的不理解，一方面源自对政府行为界定为赔偿还是救助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则因为信息不对称。在城镇居民住房重建的过程中，都江堰市肯定了民间参与决策的必要性，通过“栋长”、夜话等方式，在纷繁的重建中为民意预留了空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都江堰、绵竹两地的任务完成之时，已是大年二十九。我们在成都短暂休整后，分别踏上了去汶川和北川的路,在这两座伤城，在灾民家里，度过了灾区的第一个除夕夜。

　　今天，距离上次的春节灾区行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日历牌再一次翻到了“5?12”这个日子。我的另一位同事正在前往北川的路上，此前的时间里，他已经在彭州、江油等地采访数天。就像每一次我们的灾区采访一样，不断地回来又不断地出发，在灾区还叫做灾区的日子里，我们对那里的关注和探访，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那里发生的一切是惊涛骇浪还是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