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29日 04:53 |
作者： |
田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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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震，国之殇。
一年前的那次8级大震犹在眼前，近7万人遇难，近1.8万人失踪，成为中国1949年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
大震后的第九天，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立即成立，会议上温总理强调，专家委员会的三大工作之一就是“通过资料收集、分析和研究，总结这次地震发生的原因、规律和趋势，为今后防震减灾工作提供科学意见”。
今年4月底到5月中旬，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有关地震预测、防震减灾的各种阶段性研究、总结和思考将一一呈现。
“捕捉大地之声”――很难、很难――但又是无数科学家追赶的方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也强调：“我们必须把自然灾害预测预报、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进一步抓紧抓好。”
研究汶川大在震的前兆，探究地震预测的可能性和方法，不仅是告慰死者所必需的，更是中国未来防震减灾的关键之一。
再观宏观异常
2008年3月21日，四川省什邡市隐峰镇防震减灾助理员魏正东赶去湔江村五组，观察村民反映的钢管水井井水变色变味的情况。
“最初的情况是农民告诉我们的，井里的水有异味，但这里又没工厂污染。我们立即向上级报告了。”一年后，魏正东告诉CBN记者。
什邡和德阳市防震减灾局的人士随后就到现场观察并会商，也调查了有同样情况报告的临近的马井镇井水。
“水的味道类似于青霉素液，环保、卫生部门当时也去了，没有检测出异常。”什邡市防震减灾局张少松局长向CBN记者回忆说，“从地震角度看，我和一些同志认为是地震宏观异常，也有同志表示怀疑。”
“我们认为什邡市马井隐峰地下水异常是地震宏观异常，但龙门山长期没有7级以上地震，这次地震的宏观异常确实也较少，即便预测也很难预测这么高。”四川当地一位地震系统人士对CBN记者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汶川大震之后的几月内，有关此次大震的前兆和预测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其中以国家地震局预测研究所张小涛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张永仙所作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前后宏观异常现象总结》报告（下称《总结》）引人关注。
“我们这个研究从汶川地震后就开始做了，其中信息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地震后地方地震局上报到中国地震分析预报网的异常资料、大震后各省地震局上报的《汶川地震总结》中的异常资料和个别来自报纸、知名网站的异常情况。”2008年4月27日，张永仙这样向CBN记者介绍。
《总结》这些异常资料中选取了可信度较高和中等的，作为此次汶川地震的宏观异常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汶川大震前存在着一些宏观异常现象，但企图利用个别异常现象来预测地震是极为困难的”。
《总结》显示，2008年2月至5月12日汶川大震发生前，出现过动物、流体、地陷等宏观异常。其中流体异常15起、动物异常14起、地陷异常2起。
从时间上看，震前宏观异常递增，其数量在震前达到最高，震后则递减。而地震前后，宏观异常的空间分布与地震所处断层破裂的延伸方向趋于一致。
“如井水异常震前有一些，但震后出来的更多，且地点分布更广。从这个情况来预测哪个具体时间、哪个地点发生地震是非常困难的。”张永仙告诉CBN记者，“这些宏观异常更多的是震后上报的，5月12日之前上报的比较少。”
“这次汶川地震前，距离震中最近的郫县观测台地电阻率在单测向下降幅度达到7.2%，下降持续时间在2 年左右，震前5个月异常转折，地震发生在地电阻率恢复上升阶段。沿南北地震带多个台站在地震前2个月内出现阶变，变化幅度最大超过10%。”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张学民、关华平等研究人员在一份最新的研究中这样写道。
该研究也谈到，由于汶川地震震源区内电阻率台站稀疏，而短临异常台相对震中位置都比较远，导致对地震时间和地点跟踪预测都非常困难。
红格台的遗憾
2008年4月底至5月12日，两位退休已久的老地震工作者――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钱复业和赵玉林夫妇――密切注视着来自千里之外四川省攀枝花的“红格HRT波台”的前兆异常，这里距北川县640公里。
两位老人没吃晚饭，从5月11日晚8点工作到5月12日凌晨5点，红格台出现了幅度达1%（是平时变化幅度的10倍）的特大地震将发生的临震讯号。
他们两位试图确定发震地点，最后在原始记录上估计了3个可能的发震地，其中最有可能的是5月12至13日，在以红格台为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的环带范围内，将发生7.9至8.4级的地震，并将此意见记录在当天的观测图上。
“我们非常痛心的是震前只有一个台在观测，无法给出具体的震中位置，没能向有关职能部门报告。”在2009年1月号的《中国科学》上，这对夫妇和20多位同事发表了汶川8.0级地震与HRT波地震短临波动前兆的文章，讨论了实现强震短临预测的可能性，其中这样记述道。
钱复业夫妇的HRT波观测理论酝酿于唐山地震总结研究之中，以潮汐对地下流体作用为对象，观测地电参量变化以预测地震。
2004年钱复业夫妇在川滇地区设立了4个台，其后记录了十多次地震案例，特别是成功预测了2005年5月19日苏门答腊北7.1级地震。
2006年12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批示对该课题给予支持。后国家地震局召开专家论证会，拨给190万元科研费。
2008年5月29日，张德江副总理又批示：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家，加强地震预测预报十分重要，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些方面位于世界前列。建议在地震预测预报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说不定这个世界性难题首先由中国人突破。
2009年2月24日，国家发改委离休高工严谷良致信发改委张平主任和国务院，呼吁为HRT波预测技术提供资金和管理体制支持。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于3月将这一意见转给国家地震局并征求意见。
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于2009年3月13日写信回复钱复业研究员，其中表示以HRT方法为基础制造的仪器“经过初步的实验和震例总结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认识，显示出了预报地震的可能性”。
前行与争鸣
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强祖基对美国地震学家露西尔·琼斯(Dr. Lucile Jones)的公开质疑刊登在《国际地震动态》2009年第一期上，这次质疑可以算作地震预测预报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次探索与争鸣。
“琼斯谈到‘地震很难精确临震预报’，而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陈旧的、保守的，我不得不质疑!”强祖基告诉CBN记者。
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就形成两种思路，一是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地震不能预报，一是在1966年6月18日周恩来召开的会议上，李四光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后来李四光成为地震小组组长，中国地震预报从此起步。
1966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强震频发，中国成功地预报了海城、松潘、盐源等强烈地震，也因种种原因未能预报出唐山大地震而有着血的教训。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是当时几条基本方针。
1975年海城7.3级地震的成功预报是世界公认的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短临大震预报。不过《美国地震协会公告》亦评价说：“海城地震的预测是结合了经验主义分析、直觉判断和好运气。”
“唐山地震后，1976至1977年中国出现大量地震虚报，使地震界陷入了沉思，同时也意识到了地震的复杂性和地震预测研究的困难程度和艰巨性。”内蒙古地震局原局长孙加林告诉CBN记者。
于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有了地震监测和预报方法的反思及“清理攻关”，强调异常图像的前兆性研究，从经验性预测扩展到概率预测，也形成了地震、地磁、地电、重力、地球化学、地下水动态等十个方面预测方法。
“不过这一阶段，原有的土地电、土地磁、土应力等地震监测手段也多被清理，造成地方监测手段的断档。”甘肃省陇南市地震局副局长赵卫国对CBN记者分析说。另一方面，从灾害链条和天文关联等新视角研究地震的思路逐渐形成。
上世纪90年代地震系统进一步提出了地震的短临预报攻关研究，计算机应用开始推广，实施了地震台网、前兆台网的数字化改造，地震会商制度形成，也成功预报了孟连地震、共和地震强余震、伽师地震的后续序列及岫岩地震等。
1997年，西方学者盖勒等在《科学》上发表文章，表示因为地震预测是小概率预测，因此是不可能预报的，由此引发了新一轮争鸣。
“我应邀参加了1997年5月的美国地球物理协会春季年会。Jackson教授在会上解释该文章的意思是地震现在不能预报，用的是英文现在式，并不是永远不能预报。他希望地震预报取得成功, 但否定存在可检验的前兆。一些‘地震根本不能预报’的译法是不准确的。”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党委书记张肇诚向CBN记者介绍说，“他们这样的观点也和美国科研体制有关。”
再求索
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口西发生8.1级特大地震，这个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地震很难为百姓熟识，但却强烈地震撼了中国地震界，它不但是中国大陆8.0级特大地震平静整整50年后首发8级特大地震，还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怎么会在历史上8级特大地震活动“大三角”的中心空白区发生这个大震？怎么会在传统地震活动分期的平静期发生？
为什么发生在传统认定和历次划定的中国主要地震带、基本烈度高烈度区和主要地震危险区之外？发震前没有明显的中强地震增强活动，又是为什么？
“这次昆仑山大震后，多数人的观点和连续几年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意见均认为，中国大陆强震活动仍处于活跃态势，并在年度会商会上强调本年度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很大。”一位多次参加全国地震会商会的专家告诉CBN记者。
“然而在之后四五年全国不仅没有7级地震发生，连6级以上地震也很少，判断意见与中国大陆地震活动实况存在较大差距。”他说。
内蒙古地震局原局长孙加林对CBN记者分析说，以中期为例，大地震孕育的中期需要几年到十几年，而我们地震预报的中期是在全国会商会上，要报1~2年，明显存在“测不准”问题。
这也给地震工作者构成了很大判断难度。“如果观测到20%的井水有异常，那么你是根据这20%的异常判断有地震还是根据那80%无异常的情况判断没地震呢？现实里这是很难预测的，所以我主张还是把地震科研等基础性研究和震后减灾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国家地震局一位专家在接受CBN记者专访时说。
“西方科学方法总结归纳起来是还原论，但要研究地震预测，不能等待地震发生后得出结论说不能预测，而必须要特别研究地震前的前兆。”国家地震局地质所研究员、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道一这样向CBN记者表示。
“西方的地震技术的问题是，仪器越精密有资料的记录时间越短。中国掌握的地震资料有700年历史，西方国家没有这么完整的资料。 我们国家能预报地震，是从另外的角度、另外的思路，当然也是结合了西方好方法的。”徐道一说。
“我国乃至国际地震预报探索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在反思和总结中前进的历史。”张肇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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