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23日 09:09 |
作者： |
徐以升 |
| |
如何把握扑朔迷离的经济形势，如何把握政府政策调控，如何把握政府角色和市场化改革，是人们对当前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领域最为关心的。
今年3月底4月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将召集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部门，召开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议。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尹中卿曾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2008年3月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2008年12月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尹中卿认为，中国经济这一轮减速的根源，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政策应对等内部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并不是主要因素。而目前推进的经济刺激政策，要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过度，防止银行体系再度出现呆坏账。
1 周期性增速下滑
《第一财经日报》：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2008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我们该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
尹中卿：目前中国经济困难是经济周期所导致的增速下滑，不是经济衰退，更不是经济危机。
现在，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很多声音，乐观派（V形）认为，经济增速缄缓不会很严重而且时间不会太长，见底之后马上就会复苏，而且还能再高速增长下去；谨慎派（U形）认为，经济增速下滑得太快，虽然还会增长，但要恢复到原来增长速度肯定需要很长时间；怀疑派（W形）认为，经济增速下行后，我们没有对症下药，4万亿强心针打下去，终究没有长远实力，经济增速恢复一段时间还会下行，很快又会进入下一个周期；悲观派（L形）认为，经济增速下来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拾上升势头，经济前景严峻，经济将经历“硬着陆”，延续30年的高增长可能难以再持续下去。
我想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哪种声音，大家对目前经济增速下滑看法相同，但很少有人对造成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只有搞清楚原因，才能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也才能准确判断未来经济的走势。
2 经济减速内因为主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很多观点认为，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的直接冲击。你怎么认为？
尹中卿：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判断是，造成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内生型因素为主，多种因素叠加”。一些人都把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造成中国经济当前困难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挡箭牌，掩盖了我们很多内生的因素。国际因素仅仅是一个因素，绝对不是主因。
所谓“内生型因素为主”，是说导致现在经济增速下滑、增速减缓的原因是一个必然的经济周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问题。这30年的过程我们一直强调要从外延性增长变成内涵式的增长，要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变成经济发展，但是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过分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质量，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增长速度早晚都会下行。
第二，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展缓慢。这次人代会之前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许多人认为对调整经济结构强调得不够，政策和措施的力度也不够。从广义上说，经济结构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内需与外需结构、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政府工作报告把调整结构更多地强化成调整产业结构，比较集中在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他一些结构的调整更多是在口头上而不是政策措施上。
第三，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支撑经济近30年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国内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一直不足。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经济增速下滑体制性的原因是内生型为主的。通过对“十一五”规划纲要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我们发现，凡是“快”的指标如GDP指标都超额完成，而“好”的指标如调整经济结构、节能减排、缩小三大差距（贫富、城乡、东西部）指标几乎都没有完成。
3 重新思考2008年政策应对
《第一财经日报》：你讲的“多种因素叠加”主要包括哪些？
尹中卿：这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只是其中之一。
第一是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从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上。金融层面主要是对中国购买的美国金融资产（截至2009年2月底中国持有7000多亿美国国债、3000多亿“两房”债券等）的冲击。实体经济层面基本是外部需求下降导致的出口压力，主要影响到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很多同志一直否认的政策因素。最近几年来，特别是2008年，一系列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过分集中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像一些地方不适当地提高环保门槛，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两税合一”税法的变化，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劳动合同法增加一些原来并不规范的中小企业和季节性行业的用工成本等等。我觉得这些政策因素过分集中、高密度出台，频率、强度、分寸、节奏没有掌握好。
第三个因素是应对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说的。去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任务变动频繁。2008年3月提出“两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9月份改为“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11月份又变为“一个促进”，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把多年来一直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谨慎的货币政策，改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评价不到一年时间宏观调控政策的这种急剧变化？有人认为这反映出有关政府部门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见事迟了一点儿，反应慢了一点儿。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美国的次贷危机延续那么长时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前年就开始发作。在金融危机苗头越来越明显、国外市场萎缩对我国沿海地区出口企业的影响已经初露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的时候，我们却还在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抽紧银根、削减出口退税、抬高环保门槛、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于是不少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宏观调控政策一年几变，政策变化后，一些地方政府还没来得及落实，上面政策又变了。
4 保八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第一财经日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现2009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在财政政策上今年安排财政赤字9500亿元，并新增5万亿元以上贷款。
尹中卿：近10年来，中国政府几乎年年提出的增长目标都是8%左右，今年似乎被赋予了格外多的意义。以前的8%没有谁担心完不成，今年的8%却让人找不到感觉。2008年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增长9%的不俗业绩，但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到了6.8%，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速不会比这个高。
今年的政府工作已经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扭转经济增速下滑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怎样“保八”？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钱从哪里来？就是大规模增加政府赤字和债务。
从财政赤字来看，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达到9500亿，从绝对数额来看是历年最多的，比2008年增加7700亿元。听到这个数字，不少人心里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要安排如此庞大的赤字规模？这样做会不会加大财政风险？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预计占GDP比重的2.8%左右，累计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的20%左右。总体上看，虽然今年赤字增加较多，但由于前几年连续减少赤字，发债空间较大，加上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积累了相当雄厚的政府财力，这样的财政赤字水平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
从货币信贷政策来看，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信贷规模。于是一种关注随之而来：这样的信贷总量会不会导致流动性过多？尤其是1~2月份已经大幅猛增加了2.69万亿元。总体来看，信贷较多投放有利于“保增长”。由于国际经济低迷、国内产能过剩，短期内不会引发通胀卷土重来；另外，银行实际上也是很谨慎、很注意控制风险的，不大可能盲目扩张信贷。
5 信贷不能只投政府投资项目
《第一财经日报》：在信贷总量上之外，市场很关注信贷投放的结构问题，尤其是过多的投放在了政府投资项目上。
尹中卿：是的，“5万亿元以上”这一总量值得关注，更应关注的是结构。从前两月的情况看，新增贷款主要投向铁路、公路、机场等政府投资项目，业内称之为“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项目，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并不多。
以江苏省为例，工、农、中、建、交5家大型银行在2009年信贷指导意见中都将政府背景项目、基础设施等领域作为投放重点；2月份，5家大型银行贷款大幅增长793亿元，仅次于1月份而处于历史高位，而小企业贷款余额却减少了37亿元。
这种格局情有可原。经济形势不明朗，银行十分审慎，质量较好、风险较低的政府投资项目自然是银行的首选。但这种格局又理应完善。中小企业创造了我国GDP的60%、新增就业的75%，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活力之源。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不利于激发民间投资，也不利于扩大就业、提振居民消费。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把中小企业融资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政府、银行、企业并肩协力，让“5万亿元以上”更多地惠及广大中小企业。
政府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大有可为。比如，可以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贷款利率下浮幅度，这样一来，大客户由于议价能力较强，其贷款利率将随之下浮，贷款利息收入减少，促使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还可以加强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6 警惕加剧产能过剩
《第一财经日报》：在大规模政策刺激之下，目前人们有几个重大的疑问，尤其是担心更大规模的投资，会不会在中期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尹中卿：的确是有许多人担心这个问题。担忧投资过度问题和投资不足问题。
2009年，规模庞大的9500亿赤字用到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上，新增投资7600亿元大量要投给铁路、公路、机场，投给汽车、钢铁、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10个行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占据统治地位，许多行业如钢铁、造船、化工等早已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做有可能保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暂时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但会使我们长期积累的过剩生产能力变得更大，并且给未来留下庞大的财政赤字，给银行增加更多呆坏账。
像现在这样仅靠财政赤字和政府投资，救活和壮大的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及其控股企业，被重组或者淘汰的只能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不是解决而会加重。
7 要着力投资不足领域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提到的投资过度问题、投资不足问题，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尹中卿：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都是需要强调注意的。
4万亿投资基本上用于基本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人们已经看到，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追求投资，扩大建设规模。尽管很多地方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发生危机，但也同样拼命乘这次危机的机会求得地方基础设施的大发展。4万亿有可能酿成直接的腐败和间接的腐败，如公共工程建设费用通过不同形式落入私人腰包，建设一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
另外在投资不足方面，4万亿投资涉及到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建设内部消费社会。而内部消费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够建设成，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设施。
要有效应付实体经济危机，中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投资不足的领域，即基本社会制度设施的建设方面，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政府还必须努力把更多的财力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建医院、建学校与建那些“路上跑不了几辆车的道路”同样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尽管同样是基础设施建设，但前者对消费社会的建设、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有效得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很有必要，但同时也要考量金融危机之后的长远发展道路。
8 避免回到劳动密集型的老路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前对短期经济增长和中长期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关于是否要继续大力促进出口产业的政策也有争论，一方主要是考虑产业升级，一方主要是考虑就业压力。
尹中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产业是中国政府要扶持的另一个重点。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主要是因为廉价劳动力，而非技术或者资本。要维持就业和出口，政策的支持是需要的。
但另一方面，出口的下滑不可避免。因为西方没有了进口的需求，或者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的出口，那么中国作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刺激出口。同时，出口的下滑也并非全是坏事。像中国那样的基于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低技术、高能源消耗之上的出口经济不可持续。
广东省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要对珠江三角洲进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免不了一些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在任何国家，产业升级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从长远来看，要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不得不这样做。
9 要防止银行体系再度出现大额坏账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前面也谈到，5万亿的信贷增长，银行也会很注意控制风险。但现在市场还是担心银行体系会不会在这一轮信贷扩张中，再度面临比较大的不良资产压力？
尹中卿：这是很值得担心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当时中国银行系统制度不健全，银行坏账比例过高，银行决策主要由行政因素主导。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改革金融系统。第一是处理坏账。第二是对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第三是银行决策逐步走向市场化。第四是基本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第五是长期实行谨慎的货币政策。中国金融改革的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因为金融改革的历史不长，很多金融实践的制度性程度还不高。
今天，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次危机一发生，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应对方案。在2008年11~12月新增贷款1.2亿元的基础上，又提出2009年要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仅1~2月人民币贷款就大幅猛增了2.69万亿元。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仅要担负经济复苏的责任，也担当着政治社会责任。目前，政治对金融系统的决策影响很大。如果货币政策过宽，货币供应量过大，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4万亿或者更多的财力的不合理配置和使用的监管不严，很容易导致银行坏账骤然增多。
10 要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路径
《第一财经日报》：和银行业改革面临的问题一样，人们担心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过多政府角色，会强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弱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尹中卿：经历了这次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国外有许多议论，国内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决策者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有许多弊端，政府干预看来还很有效；中国制度挺好，美国制度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再朝前走了。
这种认知和思想理念的错觉，可能会损害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起点，处于不同的阶段。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是市场化和自由化过度，而中国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不足。
因此，并不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最先发生在美国，就证明我们做得更好。其实，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失败，政府干预也没有完全胜利。我们还应该继续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路径。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