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观察报记者 赵玥
新一代巨富和以往的巨富有何区别，他们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对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又有何影响?在《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一书中，作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突破了以上话题的禁忌，第一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和总结。
作为路透社资深编辑、同时为英国《金融时报》工作的财经记者，过去20多年来，弗里兰一直在跟踪研究全球新贵。她发现，在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冲击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而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财富拥有者。如今，“富人”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社会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存在于1%的富人和其余99%的人之间，而存在于最富的0.1%与1%之间——他们以飞速的资产扩张成为新一代全球超级富豪。
弗里兰用“全球超级新贵”来定义新一代巨富，在他们身上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即全球化和技术革新。而造就这些巨富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双生镀金时代，这意味着巨富们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占领更广大的市场，并赚取更加高额的利润。
尽管能近距离地接触比尔·盖茨、索罗斯、平丘克等顶级富豪，但弗里兰并未将本书写成一本揭秘巨富阶层生活的八卦读本，而是通过他们对科技、全球化、慈善和影响力等方面的看法和做法，折射出新贵阶层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及生存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兰用客观翔实的数据和实例阐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的现状，对于正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的我们，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和警醒作用。
在此之前，巨富阶层的群像和贫富差距一直是出版传媒业甚少涉及的领域，也因如此，本书问世后便获得《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图书、2013年加拿大国家商业图书奖，并与《邓小平时代》同获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而由中信出版社11月引进出版后，很快便登上国内经管类图书的榜单。
新趋势:新贵全球化
在弗里兰看来，如今的全球化早已突破了市场和贸易的范畴，更强调全球化的眼光和思维，只有具有这种特质的企业家才能占据市场。正因如此，全球化成为新一代巨富的特质之一。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便预言，一个由经济利益驱动他们进行全球化思考的精英阶层最终将形成。如今，这个进行全球化思考的精英阶层已然出现。
在书中，弗里兰引用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王辉耀的结论，“我们经历了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现在，我们正经历人才全球化。再也没有‘人才流失’或者‘人才增益’的概念了，只有全球人才流动一说。这是新的潮流、新的趋势。”
而更贴近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富人也不同于过去的富人。极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已经造就了新一代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的定居之所在纽约还是香港、在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现象的表征之一来自教育。弗里兰认为，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要多。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简·丁伯根用一个隐喻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达人的黄金时代：教育与技术的竞赛。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更加优质的教育，哈佛等世界顶级名校成为各国精英层的角逐场所，教育的全球化奠定了精英全球化的基础，使他们突破语言和地域的障碍，用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思维方式进行管理和投资。
即使在更为保守的美国，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据统计，如今，在海外工作过的美国高管人数是十年前的两倍。美国公司的外籍和出生于国外的美籍首席执行官虽然在数量上仍然较少，但在不断增长。这一转变在华尔街尤为明显。2006年，华尔街八大主要银行均由美国出生的首席执行官执掌;而现在，只有五家银行在金融危机过后幸存，其中两家——花旗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出生于国外。
而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则告诉弗里兰，他的继任者最好来自新兴市场，因为通用电气的未来在那里——更普遍地说，美国商业的未来也在那里。
技术极客崛起
弗里兰发现，新贵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是以技术极客起家，而这也正是新一代巨富的另一特质——善于技术革新。在如今的财富与以往不同，它更加全球化，也更富有科技感。无论是IT界，还是文化界、体育界等其他领域，财富的急速敛入都与科技息息相关。
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技术极客的崛起在硅谷极为耀眼，硅谷既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是一个经济引擎。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
“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在接受弗里兰采访时说，“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
弗里兰认为，善于利用科技，或者能引领科技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受益者;而一个固步自封、不懂得技术革新的企业，很容易就被淘汰。
除了硅谷，她还把眼光投向娱乐业、文化业、体育业，他们同样是新贵产生的聚集之地。“在技术的推动下，21世纪的超级明星经济是‘双生镀金时代’的直接受益者。”
新技术淘汰了旧技术，也扩大了市场的整体规模。在书中，弗里兰写道：“超级明星参加报酬丰厚的实况演出，再利用新科技传播自己的名气，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靠这样的方式他们始终占据着财富之巅。”
弗里兰用来自不同行业的事例分析了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和罗森效应(依靠技术扩大影响力)“双剑合璧”的结果：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例，他写书的报酬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通过举办每场10万美元的演讲，能够更加轻松地赚到和写书几乎相同的报酬。他的演讲听众包括黑石集团的投资家和加州卵石滩法律会议(法律界的达沃斯会议)的世界顶尖律师。
对于技术的重视甚至影响到政治。2009年，奥巴马在总统就职演讲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数据”一词，而他是史上第二位提到“统计”一词的人。
据弗里兰分析：“这种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的态度是奥巴马获得民众——尤其是华尔街和硅谷年轻一代——大力支持的原因之一。奥巴马是相信数据的技术专家，交易员和互联网企业家也是这样的。”
双生镀金时代
弗里兰认为，“双生镀金时代”是新一代巨富得以产生的原因。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将西方发达国家和新经济体紧密联合在一起，使具有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特质的企业和企业家获得大量机会，从而驶上高速发展、积聚财富的快车道，微软、苹果等企业正是其中的代表。
《镀金时代》是马克·吐温发表于1873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代指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这一阶段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工业化都得到极速发展，国家财富也迅速增长，财富快速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中，于是，巨富慢慢地在社会出现，从而造成了极大的贫富差距。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便是西方第一次“镀金时代”的代表人物。
如今，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同时，中国、印度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它们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两者并行即为“双生镀金时代”，这样的经济转型促成了新一代巨富的产生，同时，也使他们呈现出上一代巨富不同的特质。弗里兰认为，这次经济转型最终将比西方的第一次“镀金时代”更加惊人——数十亿人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西欧和北美的居民。
“双生镀金时代”无疑是相互促进的：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正在为西方国家创建新市场和新供应链——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并在中国销售;西方国家第二次“镀金时代”的新技术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与19世纪相比，在这个计算机和即时通信的时代，建造铁路或者钢铁厂变得容易多了——发达国家同时也为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市场。
“这一变革速度和规模都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双生镀金时代’将共同改变世界经济。”
但是，在乐观的预测背后，人们并不能忽略“双生镀金时代”所带来的更大的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顾问迈克尔·斯宾塞在他撰写的《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中，便探索了两个“镀金时代”之间的相互影响。
如今，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在“双生镀金时代”，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金砖四国”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新钻十一国”将成为极大的受益者。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比19世纪西方世界的“镀金时代”的进展要快得多。
同时，西方也正从新兴经济体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中受益，但这仅仅限于西方的顶级富豪，而西方中产阶层一方面和国内巨富的收入差距持续增大，另一方面要和新兴经济体中的人才精英竞争，可以说，他们同时遭遇两个“镀金时代”的夹击，这也拉大了他们与巨富之间的贫富差距。
弗里兰认为，这两场转型都在创造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一部分原因是变革通常是艰难的，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猛烈的转变带来的回报是非常不平等的。
■ 有此一说■
顶级富豪：可能改变世界的力量
当巨富形成一个超越国界、地域限制的阶层时，其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弗里兰并未忽略财富极度集中所产生的隐患，她意识到，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和遏制，垄断将给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
但她也观察到，创新和创意的极客所引领的“思想会议”正在成为一种时髦，巨富们不再是“暴发户”或“土豪”，而是更具有长远眼光和社会洞察力的新贵阶层，他们的影响力正推动着文化、科技、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发展。
一些金字塔尖的企业在认识到全球集会的价值后，开始自筹会议，谷歌的“时代精神会议”便是其中之一。2010年，“时代精神会议”的演讲嘉宾中包括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等大人物，另外还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了会议。
“这类会议最强大的通行证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钱，而是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口中的‘新新事物’——可能改变世界的洞察、算法和技术。”
而拥有42亿美元净值的乌克兰企业家维克托·平丘克则在2009年启动了一个为年轻艺术家设立的全球竞赛，旨在通过这一由基辅“平丘克艺术中心”运作的竞赛，将乌克兰文化引入国际文化的主流。
在新贵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将商业技巧应用于慈善，这反映了当今全球超级精英行善的典型特点。比尔·盖茨创办的基金会拥有33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并具有严格的分析作风，让全球的慈善活动，甚至公共政策都随之改头换面。
如今，在顶级富豪圈，“盖茨基金会”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文化影响力。在盖茨和联合捐赠者沃伦·巴菲特的影响下，人们觉得不仅有必要捐赠自己的大量财富，而且有必要积极参与财富运作的过程。
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
“事情的另一面是，巨富们若能在社会慈善等公益事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则巨富本身即可成为社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