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马，这是个中国人不熟悉的名字，如果不细细指点，大多数人甚至在地图上也难觅其踪。南临几内亚湾，北靠非洲大陆，这个西非国家加纳的港口城市因为一座天然气发电厂而联通中国。

　　对于加纳乃至整个西非来说，缓解供电紧张的重担就压在20万平方米的厂区。2012年底，天然气管线暂时停气致使电厂停运，给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不便。2013年7月底再次通气让电厂满负荷运转的当天，身在首都阿克拉的加纳能源部长亲自赶来祝贺。

　　作为中非发展基金在非洲耕耘6年的标杆性投资项目之一，加纳电厂浓缩了中国近几年对非发展战略的新调整——加大投融资支持。自2007年成立以来，中国企业的需求、非洲各国的期盼甚至一些机构的猎奇，一直与中非发展基金的低调如影随形。2013年8月，在北京长安街旁一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基金总裁迟建新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专访，就外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看法。

　　为非洲造血

　　“当下面临机遇的非洲，如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迟建新说到非洲的现状，颇有一种历史的穿越感。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坦赞铁路为代表，一批中国援建非洲的大规模成套项目应运而生。曾担任国开行投资业务局局长的迟建新，在投资领域是老资历。他认为，中国援非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但援助的很多项目市场化运营能力不足，好比“输血”只能应一时之需，非洲自我发展能力仍有待增强。

　　相对于“输血”援助，强调“造血”的生产性项目需要持续性经营，这不仅要有技术投入、要有管理经验投入，更重要的是要有企业投资。思维转变之间，在如何帮助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大势所趋。

　　犹如第一枚多米诺骨牌，投资的进入将引发一系列连环效应。迟建新说，投资的后续影响将带动非洲经济进入合理发展轨道，“投资需要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商业持续促进当地经济增长，非洲各国的就业、出口以及税收也都上来了。”

　　帮助非洲建起自己工业基础的过程，也是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迟建新说，非洲的发展需要资金、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而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也需要在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中国与非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因此，对非投资合作，不仅是中非现阶段合作发展的必然，也是中非双方乃至全球经济变化几重合力之下的结果。然而，纷至沓来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却引来西方媒体“新殖民主义”的指责，称中国正在攫取非洲的矿产资源。

　　对此，迟建新并不认同：“西方人老是盯着矿业，实际上中国在非洲的矿业投资要大大低于西方国家在该领域的投资。大部分矿业项目和矿产品都控制在西方人手中。”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底美国对非矿业直接投资存量333.47亿美元，是同期中国对非矿业投资存量的近7倍之多。

　　目前，中非发展基金已在30个非洲国家投资了60多个项目，计划投资额累计约26亿美元，可带动资金超过百亿美元。“我们不仅注重农业、工业等领域的投资，而且更注重投资的社会责任”，迟建新提起加纳电厂，掩不住自豪之情，“电厂发电量占加纳电力供应的14%左右，为当地解决了很多问题”。

　　为企业护航

　　“神秘的主权财富基金”——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院曾这样评价中非发展基金。对此，迟建新纠正道，“主权财富基金的说法并不准确，我们的资金都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中非发展基金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对非务实合作八项举措之一，只能算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在运作中，中非发展基金遵循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市场化运作，也不按照国别分配资金，而是根据具体投资机会，“哪里投资机会多，我们就投哪里”。

　　2012年，中非贸易额达1984亿美元，然而至2012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总计只有200亿美元左右。中国企业在非洲直接投资与中非贸易额形成巨大反差。

　　从目前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拓展历程看，迟建新认为，国企和民企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是一条捷径。“国企更规范，而民企决策更快，更易抓住机会。”在市场拓展初期，可由民企先进入，体制上更有活力的民企为获得更大利润，也更愿承担风险。“后续项目实施由国企跟进，国企雄厚的资金、规范的管理和专业的技术等优势也会得以体现。”

　　缺乏经验的中国企业“出海”非洲，需要一位“领航者”。中非发展基金在2007年正式成立之时的首要原则，就是必须和中国企业一起对非洲投资。迟建新认同这样的“绑定”规则，“将中非发展基金设置为中国企业和非洲投资项目的交汇平台，进而帮助中国企业发现投资机会、控制投资风险。通过基金投资，带动更多资金进入非洲国家”。

　　在世界其他国家，类似中非发展基金这样的机构并不鲜见，但各国做法各异。在英国，往往是设立一个母基金，对外投资主要通过扶持设立的子基金进行；在美国，则是对投资的企业进行资助和补贴。相较而言，迟建新认为“我们是纯商业化，因为是直接投资”。

　　目前，中非发展基金各项目的投资收益逐步显现，但受非洲投资环境影响，很多项目需长线投资。迟建新表示，已经结束的二期募资，资金来源仍是国开行。对于未来的第三期募资，“我们希望国开行继续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基金也希望能够发挥更大的资金引导作用，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资非洲。”

　　老问题的新困扰

　　从事对非投资多年，迟建新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投资项目缺乏管理人才。“中非发展基金本是财务投资人，一般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但在实际中却不能不投入大量精力帮助合作伙伴来管理项目，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根源就在于中国企业缺乏运作海外项目的经验和人才。”

　　“受当地政经环境的影响，在非投资项目经常会出现拖延状况，有的一拖就是两三年。投资进入以后，中方派去的管理人员却不熟悉当地经营、法律和市场环境，而经过一段熟悉之后，这些人又往往不稳定。这对海外投资项目和企业发展很不利。”迟建新坦言，目前基金投资的部分项目就存在这样的困扰。

　　此外，国有、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还面临政策扶持的苦乐不均，即便是中非发展基金也遇到过如此尴尬。

　　迟建新表示，国开行是基金的股东，按现有政策规定，基金不能完全比照国企，一些支持“走出去”的政策无法享受。“比如我们曾经和某国企在海外联合开展了并购项目。按照国家政策，国企能享受到一些政策补贴优惠，而基金却不能。”

　　中非发展基金遇到的另一个尴尬是，由于受必须与中国企业共同投资的限制，短期内一些企业与基金的投资判断和风险偏好又难以完全一致，往往容易丧失一些投资机会。“我们原先发现非洲的电信市场非常有潜力，但就是找不到一家中国企业愿意投资。现在就失去了大好的市场。”

　　对于上述难题，迟建新开出的药方是：在尽力争取国家更多政策支持的同时，深挖几年来积累的人力资源、总结对非投资的实践经验，在选项目、合作伙伴、交易结构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好的投资建议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