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中亚洲来说，明年将出现重大挑战和新的责任，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也有社会上的。通往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道路是艰难的，但也意味着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令人振奋的机会。

　　进入大衰退已逾5年，但发达国家的复苏依然萎靡不振。欧洲领导人必须做出艰难决定，以解决欧元危机、重振增长。而尽管美国开始显露出经济复苏信号，但它仍面临着所谓“财政悬崖”的政治僵局。事实上，尽管先行指标比前几年略有好转，但风险仍然极高。

　　在亚洲，财政审慎使得重振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刺激措施得以实施。但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转型来到了十字路口。一些低收入经济体赶了上来，但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部低迷，多年来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将难以维系，特别是印度和中国。

　　亚洲需要调整适应增长放缓的新时期，同时解决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改善稳定性。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让千百万亚洲人摆脱了贫困，但也伴随着日益加剧的收入分化和严重的环境破坏。结果，如今的亚洲出现了两副面孔：繁荣的、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以及地区快速经济发展的弃儿，他们的健康和福利因空气和水污染等严峻问题而每况愈下。

　　简言之，今日亚洲面临的关键挑战是维持经济增长——以有所降低但仍令人羡慕的速度，并改善增长质量。亚洲需要强大的、包容性的、绿色的、知识推动的增长，这意味着需要实现经济动态资源的再平衡，强调国内、地区和跨地区“南南”需求。

　　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不会因这一变化而削弱。正如西方为亚洲经济扩张提供了出口和专家，亚洲也为发达经济体提供了转变增长模式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机会。事实上，从升级自身日程的问题看，明年将是发展中亚洲的良机，而这反过来将给予发达经济体所需要的满足其自身经济潜力的灵活性和机会。

　　要想成功，亚洲领导人就必须排除外交干扰，包括2012年有所加剧的地区领土纠纷，那会进一步动摇已然不确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在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没有空间处理此类破坏。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将推迟（如果不是阻挠的话）世界级新亚洲的崛起。

　　在这样的环境下，将在2013年掌权的亚洲新领导人——如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必须将加强地区经济和政治合作放在首位。若全球经济环境恶化，这类关系将更加关键。不能让政治纠纷妨碍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调整。

　　这样的调整有很多。过去20年来，亚洲经济繁荣主要由地区内制造业联系推动，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由亚洲内部提供，组装成最终产品后出口发达市场，这让该地区获得了“亚洲工厂”的名声。但受全球放缓拖累，过度依赖出口的风险已显露无遗。为了确保长期稳定，亚洲必须找到新的增长之源，提高生产率，改善效率。

　　扩大南南贸易和投资联系能够增强地区增长潜力、刺激全球再平衡，从而有助于全球经济稳定性。为了为此提供便利，发展中亚洲必须设法降低内部贸易和投资壁垒——目前仍比工业化国家之间高——并继续推进全球和地区一体化。

　　发展充满活力的服务部门也很关键。随着制造业工资上升、劳动密集程度下降，亚洲需要更多地依赖服务业为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劳动新军创造就业岗位。升级服务部门不需要多少投资，但取消过多的监管规定也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

　　此外，最近的自然灾害凸显气候弹性作为改善生活质量方式的重要性。保护穷人、治理城市移民将对这方面有所裨益，而这需要创新和公共韧性的巧妙组合。这方面的措施包括授予土地所有权、提供基本服务。

　　亚洲的未竟转型——其根源在于对公平、包容、越来越依靠知识推动的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为人民带去更大繁荣的长期认识——要求旨在缓和由新冲击导致的全球经济减速的短期承诺，也要求通过再平衡亚洲自身增长资源减轻全球失衡的坚决措施。

　　若能成功，那么从转型中新生的亚洲将不但繁荣，还将是世界和平（终极全球公共商品）的有力保障。（李昌镛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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