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财经国家周刊 |
发布时间： |
2012年04月16日 16:04 |
作者： |
姬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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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隆隆的机器轰鸣，少了熙熙攘攘的通勤车流，在广袤的沙漠中、寂静的群山里和工业化的废墟里，高科技城市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如果说城市是美国经济的助推器，那么科技就成为这台推动器的发动机，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为美国城市的升级提供了契机。
美式科技园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美国东海岸城市的崛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则让以芝加哥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群成为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时过境迁，除了汽车、钢铁等就业型产业，美国的制造业早已随着“雁式理论”的翅膀飞向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浓烟散尽，信息、通讯、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继续捍卫了美国全球经济霸主的尊严。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又为美国城市发展带来新变化，形成了高科技城市（Technopolis），在高科技城市中各种高科技产业又更好地完成了整合和升级，进一步优化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大名鼎鼎的硅谷带动了整个洛杉矶大都市带的崛起，如果按一个国家进行类比，其所在的加州2010年经济总量可以排在世界第六。
高科技不仅仅是一个修饰城市的定语，它与城市的水乳交融、相互影响才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科技园区的标志。
在中国，科技园区被定义为“将土地或建筑出售或出租给主要从事新产品的基础或应用开发研究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的实体”。经过近30年的大兴土木，园区中有影响力的“基础或应用开发研究企业”未见得横空出世，但“圈地加租（售）楼”的营运模式却切切实实地填满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为降低成本，各种“园区”被圈定在城市远郊，其中大多数成为“市外市”，除了政府年终统计数据上的一串数字外，难以和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进行有机融合，甚至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
除了早期硅谷的斯坦福研究园区之外，美国设有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园区的城市并不多。经过五六十年代的狂飙突进，很多美国大城市在所谓的“城市更新运动”中弄得灰头土脸，除了让市中心插满了像筷子一样的高楼大厦外，不仅没有解决中心城市衰败的痼疾，还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城市财政雪上加霜。土地和经费的双重浪费使城市管理者深切认识到“建不如修”的道理。与其投入巨资建设新的科技园区不如利用现有条件因地制宜，这为众多的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带来了契机。
底特律模式
“汽车城”底特律作为美国典型的工业城市饱受经济衰退困扰，城市人口流失严重。上世纪90年代，面对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底特律市政府并没有盲目跟风，靠低税收和低地价另辟炉灶吸引外来企业，而是率先加入美国环境总署倡议的“棕色地带治理计划”，对市内大量因环境污染而被废弃、闲置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业和商业用地进行环境治理。到本世纪初，底特律不仅一跃成为大湖区城市群中人口回流最快的城市，也实现了汽车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双管齐下的发展模式，提高了该市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底特律模式下，高科技企业一般不会像研发园区一样实现地理上的集中，经常分散在城市各处，但他们往往会共同依托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型大学。高科技企业围绕大学的优势学科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大学也会根据高科技企业的现实需要调整自己的科研重点。
上世纪60年代，德州的奥斯汀市凭借低廉的地价和工资水平吸引了IBM、摩托罗拉等大公司到此设厂，成为一个加工分厂型城市。该市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立即在巩固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电子工程、软件开发等专业以适应当地企业需要。大学在承接研发项目的同时，又为企业输送大量毕业生，这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大企业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后，又往往不再满足于从事下游产业，开始围绕所学专业，利用奥斯汀分校的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进行创业。如今，该市大多数高技术企业都间接或直接起源于奥斯汀分校。到了90年代奥斯汀终于由生产分加工型城市升级为以信息通讯为主的高科技城市。这这里，高科技企业促进了大学的自我完善，大学推动了企业的迅速发展，两者的合力又共同实现了城市经济结构的升级。
向更偏远的地方去
高科技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紧密结合不仅为城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也改变了传统城市的发展模式。
作为外部因素，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将不再成为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封建的城堡出于安全考虑，要建在陡峭的山壁上；农业社会的城市必须选址在河流流经的平原；贸易城市一般坐落在临海的港口附近，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则必须依赖可以提供大运量的发达的铁路网络和丰富的矿藏。进入90年代，新兴的信息技术、生物制药、通讯等产业的制成品体积小、重量轻、耗材少，甚至是无形产品，城市所需的一切自然地理条件再也不是那么理所应当。
只有两条州际公路和一条观光铁路的丹佛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几乎没有发展工业所需自然资源，但优美的自然风光、良好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电子仪器、光电、宇航等高科技工厂，快捷的空运承担了大部分的运输职能。整个丹佛新城几乎就是围绕全美占地面积最大、吞吐量第六的丹佛国际机场进行规划，大量企业、公司聚集于此，飞机场能够提供几乎所有的商务活动。丹佛不仅成为高科技城市的典型，也开启了美国机场城市时代。在高科技城市对外部条件需求降低的同时，城市内部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小型化使高科技企业选址更加灵活，他们无需在体面的写字楼里进行企业管理，也不用宏伟厂房进行生产。反观中国，虽然大多数城市也已经进入郊区化进程，但城市中心与郊区还只是通过特定时间的单向潮汐式通勤保持联系，道路利用率低，甚至出现“路越修越堵”的情况。
美国高科技城市中，网络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让高科技企业日趋家庭化和休闲化，年轻的精英们更愿意在家中度过悠闲的下午。传统的城市中心与郊区变得模糊起来，郊区之间的往来开始高于郊区与城市中心的往来，网络化的大都市区正在代替传统的城市概念。
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美国高科技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根据2010年的美国人口统计，以金融等生产服务业和传统工商业为主的纽约州居民平均年龄为37.3岁，而加州仅为32.4岁，其硅谷地区的居民平均年龄只有25岁。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科技城市的街道上到处是蓬头垢面、穿着拖鞋的扎克伯格式的科技富豪。事实上，良好的创业环境吸引了年轻的创业者，优美的风光和新鲜的空气对富裕的养老族也独具魅力。这就使美国高科技城市的人口构成呈现两极化。
新兴的菲尼克斯成为沙漠中的“金凤凰”，不仅因为这里云集了大公司的科技研发部门，这座城市干燥的气候、独特的沙漠景观也成为那些饱受风湿和心脏病折磨的退休者的天堂。这样，由年轻人构成的企业不仅充满活力，许多公司甚至还没有产生退休职工；而那些有能力来到菲尼克斯的白发族一般也都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因此，尽管高科技城市因其金钱至上的社会氛围和居高不下的物价水平而被人们所诟病，但也由于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其担负着较小的社会压力，这也成为高科技城市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催生了高科技城市，高科技产业深深地融入城市，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之间紧密配合，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高科技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年龄结构，甚至改变了城市存在的先决条件，这些因素互为因果，共同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升级，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某些弊端。
（作者为美国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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