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5月20日 08:31 |
作者： |
杨燕青;严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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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青 严婷
自去年以来，造访中国最多的IMF高层官员不是眼下正被囚禁纽约的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不是分管中国的副总裁筱原尚之(Naoyuki Shinohara)，也不是总裁特别顾问中国人朱民，而是从本周起代行总裁之职的美国人、原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上周六，当斯特劳斯-卡恩被纽约警方从肯尼迪机场法航一架即将飞往巴黎航班的头等舱带走的时候，利普斯基正在从中国返回华盛顿的路上。
尽管他将于今年8月卸任，其后转为顾问迟至11月离开IMF，但在新总裁到任前的权力真空期内，利普斯基的看法依旧值得被高度关注。就在上周，《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利普斯基。和斯特劳斯-卡恩语速快、风格强势、思维迅捷、政客技巧娴熟颇有不同，利普斯基温文尔雅，说话显得深思熟虑，更多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风格。
中国超越美国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IMF预计，到2016年中国以PPP（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你认为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力量对此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利普斯基：我们并不能保证正好是2016年，可能更早，也可能晚些。但我们的观点很清晰，中国的发展非常快，GDP意义上迟早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世人是否准备好了？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意味着什么，这也支持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协调合作，比如通过G20。中国对这一全球合作路径非常支持。我们看到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取得了更好的成果。现在G20正积极寻求在后危机时代通过上述机制继续合作。
日报：那么中国对于这种全球合作是否做好了准备？
利普斯基：是，这也是必需的。中国的高层领导通过G20和IMF对于国际政策合作表达了有力支持。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整体而言在经济结构改革目标上与世界经济重新平衡的目标非常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MF被会员国要求提供溢出报告（Spillover Report）， 以评估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和英国5个国家/地区对邻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影响。这份报告目前正在制定过程中，将会在即将到来的年度会议中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和沟通。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也非常合作。
日报：能否进一步谈谈另外两个报告：有关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 Ⅳ）和金融部门评估（FSAP）报告？这些报告将于何时公布？
利普斯基：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决定，不过通常来说，五份“溢出报告”会在第四条款磋商时一并进行讨论，然后由IMF的执行董事会决定最终版本。FSAP，即“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是一个全面评估成员国金融系统的项目。也许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决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各成员国有义务完成这项评估，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对中国的FSAP报告也已经接近尾声。去年是中国和美国第一次接受FSAP评估。但是否公布这些报告将由成员国各自决定。
日报：在过去四年中，IMF一直预测未来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扩大，但很不幸，事实上过去四年这一比例不断下降。经济危机自然是重要原因，但不足以解释IMF预测的全部失误。例如2009年4月，IMF预测这一比例在2010年将为9.3%，而多数投行经济学家预测为6%，中国的真实数据是5.2%。在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预测2013年该指标会上升至6.8%，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则认为未来应在3%~4%之间。你是否认为IMF的这个预测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和信服的把柄来批评乃至对中国发难？
利普斯基：我们总是可以过几年再回过头来看这些预测的准确性。但我们的预测理论方法是公开透明的。
日报：预测过程中是否假定真实汇率稳定？
利普斯基：我们的基本方法是，在目前的政策下预测未来的趋势。
日报：显然，这个预测方向有所失误，在这方面IMF在未来是否会有所改变？
利普斯基：我们一直在调整。预测当然有可能会错。但我想说的是，我们预测的逻辑是公开透明的，从广义上说，中国目前实施的政策，包括紧缩货币、放缓信贷、结构改革、改善社保系统、逐步放开汇率，都在向着正确的方向行进，有利于维持强劲的增长和降低不平衡。
人民币和SDR
日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是否会在未来替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利普斯基：储备货币的选择是由市场决定的，并将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演变。事实是，SDR是一篮子货币的集合，只要其一篮子货币的属性未改，那么SDR的使用就有局限性。如果SDR成为一种货币，那就要另当别论，但目前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现在讨论的是如何扩大SDR的用途，以及改革SDR的组成结构。
日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指出，自由兑换并不是人民币纳入SDR的前提条件。易纲近日系统性地描绘了对SDR改革的三步走倡议，并提出了“影子SDR”的设想，即将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先进入SDR的计价体系，最终再进入货币篮子。你认为“影子SDR”的设想是否可行？
利普斯基：当然可行。确切地说，一种货币加入SDR篮子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可兑换性”，而是“可自由使用（freely usable）”。一国货币首先必须“可自由使用”，并且要在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易中达到可观的使用规模，这才是加入SDR一篮子货币的两大标准。由此来看，人民币加入SDR是可以预见的事。
日报：这还需要多久？
利普斯基：对于人民币是否符合上述标准，需要IMF执董会全体成员达成一致意见，也需要通过相应程序来做出决定。目前而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仍然有限。但中国政府已在努力推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人民币的自由使用会得到IMF执董会全体成员的认可。
日报：你认为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否也是前提条件？
利普斯基：这也需要成员国和执董会来决定。
全球央行猜想
日报：你认为IMF是否最终会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
利普斯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目前也是个理论问题，这事实上也是IMF在建立之初就曾探讨过的一个问题。当时，凯恩斯支持IMF作为中央银行来运行，美国的规则制定者则希望IMF的权力有更多的限制。时间将会告诉我们答案。我当然很乐观，不过IMF成为全球央行确实还有些遥不可及，还是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我们短期内的目标，努力创造更有效的多边合作体系，这个我认为更加可行，而且是可实现的。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些目标，再去进一步想中央银行所需要的资质会比较可行。但短期内也的确有一些方面值得思考，IMF不是作为央行发行货币，但具有央行的一部分特征，我们在危机中看到改善全球金融系统安全性的需求，这是G20目前在全球货币系统中努力的目标之一，这就是能否提升金融系统的安全性，这自然要涉及到IMF的作用。
日报：亚洲国家正在试图建立由中国和日本领导的基于清迈多边协议的亚洲货币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未来也会扮演类似角色。你认为所有这些区域性机构是否会削弱未来IMF的作用？
利普斯基：正相反，我们欢迎与地区性的金融机制合作。事实上几年前IMF在欧元区扮演的角色一直都模糊不清。这在之后随着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建立得到了廓清，今后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和IMF的项目和融资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这和清迈协议是一样的。IMF期望加深与清迈协议之间的合作。我们不认为他们是竞争者，而是合作者。
日报：如果发生危机，谁将起领导作用？
利普斯基：说到危机，说明有不曾预料的事情发生，所以很难预计。但我们希望通过和G20的合作，全球经济能够更稳定。我们已经在探讨如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业，使其更稳定。我们希望我们正在做的能够降低危机带来的风险，使政策更加前后一致、可持续，增强金融系统的抗冲击能力。于是未来不再需要这样的应急系统。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本报实习记者 赵轩 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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