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量化宽松”之后，是第二轮“量化紧缩”（指新兴国家为应对资本流入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其实，早在美联储(Fed)准备重启大规模量化宽松变得明朗之前，新兴市场国家就已开始实行量化紧缩了。

　　当前，随着全球金融体系中流动着越来越多追逐高额回报的游资，预计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政府将考虑施行资本管制，以遏制资本流入的副作用。

　　新兴市场正受到套息交易(carry trade)的多重影响。在这种交易中，资金从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这种资金流入会给汇率带来上升压力，从而降低出口的竞争力；在资金流动突然转向时，还可能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资金流入也会加剧通胀。

　　汇丰(HSBC)周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欧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资本管制措施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大行其道，这是有违初衷的后果之一。新兴市场正疲于应对汇丰所称的“三件套大难题”(impossible trinity)：既无法让资本自由流动，同时还要保持对利率和汇率的控制。报告中称：“西方越是实行量化宽松，新兴市场将越是热衷于量化紧缩，具体表现为实施资本管制。”

　　继巴西重新开始对资本流入征税后，在亚洲地区，泰国率先采取了行动，于上月宣布对国债及国有企业债券的资本利得及利息收入征收15%的预扣税，以遏制资本流入。另一方面，该国取消了对海外投资的所有限制，并放宽了对海外贷款者的贷款限制，以鼓励国内投资者对外投资。

　　印尼和韩国也均在考虑采取措施。印尼央行副行长布迪 穆利亚(Budi Mulya)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印尼央行正考虑扩大管制范围，以减轻热钱突然波动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Kim Choong-soo)上周提到了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资本激增的可能性，他表示：“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可以作为一项有效的政策工具。”

　　汇丰货币策略师理查德 耶岑加(Richard Yetsenga)是上述汇丰报告的作者之一，他表示，第二轮量化宽松可能加剧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雷曼破产后的风险重估活动。“量化宽松是替罪羊，但储蓄的重新配置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量化宽松，目前尚不得而知。”

　　例如，早在（日本以外的）一些国家还在梦想实施量化宽松之前，印尼的资本流入就颇为强劲。耶岑加指出，在2005年，外国人持有的印尼本币国债所占比例不到5%，到雷曼破产时，这一比率已升至20%，之后两年内更是进一步上扬，逼近30%。

　　耶岑加表示，不管新兴市场的汇率及通胀上行压力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资本管制作为一种对策，“肯定不像以往有那么多的禁忌了”，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一改先前强烈反对的态度。

　　韩国总统李明博上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旨在遏制资本过度波动的各项政策，应在国际合作框架之内予以考量。他表示，各国都必须“考虑各自国内的需要”。

　　韩国政府向来喜欢在资本管制和所谓的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界线，前者的直接目标是缓解汇率压力，而后者的目的则是防止资本剧烈波动。但韩国政策专家们承认，量化宽松引发的巨额资本流动，已经加大了人们对这二者加以区分的难度。

　　译者/杨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