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进入倒计时之际，白宫传出消息，奥巴马将在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宣布一个本国短期减排目标，而且不是“单一数值”。

　　事实上美国将要献给哥本哈根的数字，并未赢得太多掌声。其可能给出的数字，与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之间，是巨大的落差。

　　11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和谈判处处长李高在做客“搜狐绿色”论坛时表示，美国虽然拿不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指标，但也不会“空着手去哥本哈根”，而美国希望通过与国会协调为哥本哈根送上一个数字的努力，“也算发达国家的一个进展”。

　　“某种程度上，美国迫于压力要向哥本哈根提供一些积极因素，”气候组织政策与气候研究总监喻捷向本报表示，“但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承诺。”喻捷认为，美国此举中对付的意味很浓。

　　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迎向本报评价说，白宫在气候决策的权威性上相对较弱，其承诺很难达到国际社会的期待，即便在国内立法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承诺了什么，未来能否实现也要打上问号。

　　上一轮《京都议定书》谈判之时，时任总统克林顿提出了7%的减排目标，这一数字因为未能提交国会表决而最终失效。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美国政府一直以“不能架空国会”为由，拒绝承诺具体的减排目标。

　　而无论是今年6月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还是参议院正在讨论的相关法案，所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都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这与发达国家总体提出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11%～15%的目标相去甚远，更不要说40%的减排目标。

　　美国的被迫“承诺”，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自愿减排，似乎将更多的压力传递给中国，期待中国在哥本哈根之前同样抛出数字的声音多了起来。

　　11月23日，欧盟27个成员国召开环境部长理事会议，轮值主席国瑞典环境大臣卡尔格林表示，欧盟会继续利用减排30%的目标作为杠杆，向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施压。

　　11月14日，巴西宣布了其自愿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36.1%至38.9%。巴西总统卢拉和法国总统萨科齐还联合发表了一项声明，旨在敦促美国和中国两大最大排放国作出承诺。

　　中国会不会在哥本哈根之前也拿出一个数字？“中国一贯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中国是哥本哈根大会的积极促成者，这个立场不会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努力来推动大会成功，这个进一步的努力，也许你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李高在回应本报提问时说。

　　数字纠葛之外，哥本哈根大会将达成一个“政治协议”，而非“广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判断，已成为主流。

　　11月23日，欧洲环境部长会议结束后的声明显示，欧盟将会继续推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达成，且这份协议仍建立在《京都议定书》基础上，涵盖巴厘路线图的授权。

　　但很难有人相信这一点。11月15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新加坡宣言》。当日，绿色和平气候政策顾问KaisaKosonen抨击说，这个所谓的协议本质上是要把哥本哈根的成果降格为一个“政治认可”，而原本迫切需要达成的量化减排协议，将被延期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日期”。

　　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结束前的气候变化非正式早餐会时，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的身份，阐述了丹麦政府对即将于12月在哥本哈根达成的气候协议的展望目标，即“一个协议，两个目的。”拉斯穆森说，哥本哈根协议的构建应该为两个目标服务，其一，应该为法律协议的继续谈判提供指导，其二，应该立即带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哥本哈根协议应该充分利用现在谈判已经取得的进展，并于明年开始立即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他强调说：“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个政治协定，然而要明确各国应达到哪些目标、采取哪些行动或承诺提供多少资金，并且是具有约束性的。哥本哈根协议将是全球性的、全面的和实质性的，然而同时又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能充分体现各国不同的国情。哥本哈根协议应该最终指明后续法律谈判的义务和责任，并为谈判设定期限。”

　　“我们不会接受通过在哥本哈根搞一个文件来改变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废弃《京都议定书》。”李高表示，“哥本哈根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如果说中国谈判的底线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底线。”

　　李高同时提到，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中方持非常灵活的态度，愿意和各方共同努力，在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等方面构建更加有效的机制安排，推动国际社会以更好的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