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法国前环境部长、现政府气候变化大使布鲁斯·拉龙德来访，对我说了一句话，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以煤炭技术领先于世界发展；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以液态燃油技术左右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将以可再生能源技术引领世界未来。听着“感觉”特别好，中华民族不仅复兴，而且称雄，技术路线就是可再生能源。但仔细一想，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虽然中美能源合作在政治层面上是一路高歌，势在必行，不论是政府、学界还是社会团体，都对此态度积极。但从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看，双方的合作却不容乐观。首先，中美能源合作，口惠而实不至。应该说，美国技术先进，能源效率高，资金充裕，可以帮助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对中国有实际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第二，中国尚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可能依赖可再生能源来完成。除水能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密度低、不稳定，不可能作为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基础能源。第三，新兴可再生能源技术上尚不成熟，经济上成本高昂，在中国这样一个资金、技术和管理均较为缺乏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大规模商业开发利用。

　　但经济与技术上不能“猛进”并不意味着中美能源合作不能前行，实际上，中美能源合作的前景广阔，并不局限于可再生能源领域。首先，中美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高，要保障石油供给安全，尤其是海上运输和陆上管道运输安全，当然需要联手应对。中国大力发展核电，也需要与美国共享生产与安全方面的技术。第二，双方在能源效率技术合作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前景。例如，提高汽车燃油效率，研制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等。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汽车生产与消费国，有巨大的市场作保证，双方都能从能效技术合作中受益。第三，尽管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大规模商业合作时机尚不成熟，但合作研究与开发潜力巨大。美国承诺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减少17％，到2050年比2005年减少83％，压力巨大。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已经树大招风，需要低碳发展。可再生能源为零碳能源，合作研发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第四，在一些技术前景尚不明确的领域，中美可以通过合作加速研发进程。例如氢能技术、碳捕获与埋存技术。中美可以共同投资研发，共同享有知识产权，共享收益。第五，除硬技术外，美国的许多管理体制与机制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例如美国的排放贸易制度安排，将管制与市场有机结合，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值得我们参考。

　　中美能源合作有可行空间，但也要注意避免一些误区。第一，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美中战略竞争伙伴关系的定位，决定了美国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只能是平等互惠的，美国不可能在资金与技术上提供免费午餐，帮助竞争对手。中国需要自力更生，不卑不亢，合作共赢。第二，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和商业推广有一个过程，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对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经济体，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属于锦上添花，不会影响社会发展进程，反而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和竞争力。但中国则不然，盲目“大干快上”，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能延缓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第三，不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国都不足以与美国“称兄道弟”，而且中国的现实发展情况也没有必要去称雄主导。此外，国际社会对这一可能的“双雄”局面持警惕态度。法国气候变化大使拉龙德明确表示，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如此密切，让欧洲觉得“受到了孤立”。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我们应防止进入自导自演的“双雄联手”的局面。第四，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上我们不能被美国落下，但不能不顾实际能力与需求盲目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是最大的竞争力，可再生能源技术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不能舍本逐末。第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技术、资源状况合理发展，不宜应美国之邀或受其压力，“承诺减排限量”。

　　中美能源合作，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美能源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起步宜缓，但要创造条件，不断提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