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8月06日 08:10 |
作者： |
哈罗德·詹姆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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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詹姆斯
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已经到达谷底，政治上的失败感却在加剧。因为一次危机似乎本可以带来一场巨大的变革，但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却正在失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主要幕僚拉姆·伊曼纽尔去年就曾表示，不应把这么好的一次危机浪费掉。危机可以让人们去思考如何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如何防御将来危机的发生。人们对危机思考得很多，但有时候过多的思考却导致彼此的意见相互冲突。
实际上，一次危机之所以会变得失控，主要在于其引发的对危机性质的定性，以及对如何解决危机的措施的不同选择。意见相左激发的情感往往使得危机看起来无从解决。所以，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之所以如此萧条和具有毁灭性，正是因为意见的对立和冲突所导致，而不是源于经济运作中的技术性错误。
关于如何应对危机，目前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重构秩序，提高效率，消除特权，保持经济运转的平稳有效；第二种意见则更为激进，不是考虑如何去发展经济，而是要试图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没有一项机制上的解决方案在收入分配方面能完全做到中立，辩论常常围绕着收入和财富问题展开。救市方案之所以遭到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它只帮助了一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人群。对汽车制造商的救助措施看上去对于那些公司雇员和供应商是有益的，但救助的成本却必须要每个人来承担，那些没有被施以救济的公司，可能是因为这些公司运转得较好，但结果却是这些运转得好的公司被置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救助方案似乎是帮了那些由无能的管理者掌舵的大公司一把。小企业常常会埋怨他们无法获取政府公共资金的救助。银行救市方案是直接利用公共资本来资助衰败的机构，这种方案成本很高，政治上也不受欢迎。
一些财政刺激措施的倡导者认为，在渠道上越多的投入，受益的范围就会更为广泛。但现实中，这种方案和资金救市一样具有选择性。
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作出的一种广为人知的类比是，中央银行总能通过从直升机上撒钱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站在撒钱的区域内。实际上，直升机飞行员撒钱时，常常会在其亲友聚集的上空盘旋作业。即使飞行员廉洁公正，地上的人们也会认为有幕后策划和歧视偏见的存在。
如今的信贷政策如上世纪大萧条时一样，中央银行的存款利率实际为零。储蓄人几乎得不到任何利息。但企业和客户试图借贷时会发现贷款的成本很高，接近于不可能。贷款银行带着怀疑的眼光审查借贷人的诚信度，并要求借贷人出具高风险的抵押本金。所以在大部分国家，借贷仍然是很难办到的事情。
现实中，只有银行能够低价借到钱，所以银行通过低借入、高贷出的方法重新整理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这就是为什么银行突然获得了高利润的回报。但是银行获利和大众痛苦的对比引发了辩论，政府需要解释，在直升机撒钱时，为什么仅仅是他们的朋友――银行站在飞机下方呢？
对于如何救市，各种方案的复杂性会让人有挫败感，于是人们试图尝试一些更极端的做法。有些人从人类的行为习惯出发，考虑通过改变人类行为来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在危机发生的时代，保证人类幸福的乌托邦理念会盛行，而且往往会引用一些科学的依据。
比如，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实验经济学家就和心理学家一道，研究如何平衡人类的贪婪性。一些证据显示，在多巴胺荷尔蒙、上瘾和贪婪行为之间，存在一些联系。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把金融行业产生的问题归咎于人类的贪婪。最近，德国的一个智库提出，那些在基因中多巴胺荷尔蒙含量高的人不应该在金融机构里担任领导岗位。
然而，这些看上去很吸引人的战略想法虽意在把人变得更好，但结果却不是建立在中立的实验之上。如果实施这种德国式的想法，在排除那些狂野和不合适决策的人之外，也往往会把那些承受风险的行为排除在外。
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以上是从机制和人类行为这两个角度探讨了解决方法。这两种方法基本上都存在问题。寻找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会导致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从而导致引发政治僵局的出现。相反，从人类根源的深度去研究，会使人试图去改变人性，这当然也将是徒劳的，同时从深层次上看也更具危险性。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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