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市场周刊 |
发布时间： |
2009年05月19日 11:25 |
作者： |
张尚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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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美国政界大都对偷盗者保持沉默。我们看到，次贷发起人耗资约3.7亿美元的游说获得了1891倍的回报；高盛在第一季度获得超过1亿美元创历史交易收入；对冲基金希望除它们之外的每个人都作出牺牲，自己则毫无付出。
游说回报1891倍美国已经投入巨资来救市，但这并非意味着投资者就该接受信用违约互换（CDS）。这就像一个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向同船乘客买保险一样，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据《金融时报》报道，过去十年，美国最大次贷发起人总共耗资约3.7亿美元，用在游说国会议员和竞选献金上，试图让他们的行业避开更严格的监管。
但数据表明，最大25家次贷发起人中，绝大多数已经破产，或者被迫向其他国内最大几家银行无上限融资甚至被控股。这些包括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富国银行、JP摩根以及美国银行。
从2005年~2007年，这些公司共发行了1万亿的次级抵押债券，占市场总量的四分之三。这3.7亿确是用得其所，抵押贷款市场也正是因此产生大量泡沫直至破灭。
迄今为止，填补泡沫破灭所需的7000亿美元救灾资金都来自纳税人。算起来，某些人以3.7亿美元的投资获得了7000亿美元，这是相当于原来“投资”约1891倍。
银行在危机中大获益是谁偷走了蛋糕？奇怪的是，美国政界大都已经对偷盗者保持了沉默。GMO公司杰里米·格兰瑟姆谈起这个令人不快的真相时，似乎还挺乐意。在其最新的经济季度预测中，格兰瑟姆还略微提到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虽然说不上是社会偏见，但他还是觉得，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模棱两可态度助长了这种不公平。
如果政府直接大量投资，从而为大量失业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只有投资项目具有高度的社会回报率，如雇用工人修复桥梁和输电线路等等，这样政府才将永远不会后悔。
相比之下，支持银行、银行家甚至汽车工人的行为则看起来备受质疑。这些质疑最终会被政治而不是经济所检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要被“金融黑手党”所胁迫，以至于认为对所有或近乎垮台的金融企业，我们必须不计代价地去营救。与其用同样多的钱用在救助银行（如高盛）以及其相关企业（如AIG），或者其他“不合格”银行上，还不如让这些钱用得其所。
比如，高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节约以及石油和煤炭替代品项目，这些投资看起来是对社会真正有价值的投资。的确，金融等部门倒闭会让经济暂时产生痛楚，然而一旦实体经济恢复，那么长期投资前景是光明的。
在美国财长盖特纳先生推出银行压力测试后，高盛已获允从政府获得充足的资金，这无异于给纳税人伤口上撒了把盐。
几乎在同时，新闻报道说，高盛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34个单日内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收入，创下历史纪录。之前创下的纪录是2008年第一季度的28个单日。这样看来，美国纳税人付出将会得到应有回报？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毕竟，第一季度通常是美国银行的旺季。正如投资家尼尔斯·詹森说的那样：“美国银行理所当然会在第一季度获得不错回报，它们所处环境，打个比方，就像是美国政府帮汽车生产商将货物成本降到零并且动用政府采购来支持一样——200万的汽车并非真实需求，而最终也是纳税人为之买单。”
股市复苏五种可能一般来说，资本市场恢复到健康状态都是突然和捉摸不定的。这让不少市场观察家和专业投资者大伤脑筋。在恶化的宏观经济，银行信贷紧缩以及令人气馁的全球贸易前景三种环境下，股票市场该如何迅速复苏？可能性有好几个。
一是大胆把纳税人钱砸向银行系统，这样短时期内能提振对资本和投资者情绪敏感的股市。这是格兰瑟姆的观点。第二个可能是专业投资者要等足够长的观望期。在那段时期，他们害怕由于市场突然性地转好而丧失获利机会。第三个可能就是卖空的经理人用脚投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金融危机即将结束和全球经济走向复苏之时，股市开始强劲反弹。
无论是哪种可能，单纯相信一种，都会使自己变得片面。那么，当前股市上涨只是虚幻吗？数据表明，这轮上涨明显有利于那些周期性强的股票，以及那些对经济衰退抗性差的股票：工业金属、零售、汽车以及零部件、工程等方面的公司。
我们看到，这轮涨潮并非托起了所有的船——防御性股票，如食品生产、公共部门、烟草、医药以及电信等相关股票都是负回报。
诚然，这反映了第一季度周期性行业股票如何被超卖。但它也有力地表明，救济计划是不是可持续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最近的世界经济展望时称，金融危机触发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更加严重，超过了正常商业周期性衰退。由于私人需求以及信贷疲软，家庭储蓄稳步上升，市场复苏会变得更缓慢。
大家担心本轮上涨的基础不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干预这只手变得无效。总统奥巴马就曾经指责对冲基金团队中债券基金经理人的惊人伪善：他们一方面反对政府救援，一方面在反对救援和对投资者责任方面进行妥协。
对冲基金危机渔利当许多股东作出牺牲并进行建设性工作的同时，另一些则已经从中渔利。比较明显的是某些投资公司以及对冲基金，它们一直在等待纳税人买单的救市计划。它们希望除它们之外的每个人都作出牺牲，自己则毫无付出。有些要求其他放款人两倍的回报——建立在他人牺牲上的回报。
如果按我们之前提到的游说，可以为他们带来几千倍的收益来看。显然，这些对冲基金也没有花足够的钱进行游说。
AQR对冲基金经理克里夫·阿斯内斯说道：“经理人最大义务是守好自己的信托义务为客户打理钱财，而不是去支持总统，也不是要反对他，没有必要掺和进政治观点。让我们清楚，这是工作，所有投资经理人，包括对冲基金经理都有义务让他们的客户获得最大的回报。如果他们为其他原因放弃这部分可能得到的利益，那就是偷窃。”正如比尔·格罗斯抨击的那样，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越来越多地被政府财政政策所取代之时，资产价格会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因此，在反恐战争后便是捍卫自由市场的战争，其中那些特殊利益团体，通过行贿谁会获得最大的保护？那些不靠数以百万计选民选票的金融家，没有向纳税人要过一分钱为何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种种情况带给我们无尽的遗憾：没有买家的市场，政府扮演了买家角色，相当多支持政府的人实际是在损害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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