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17日 09:24 |
作者： |
柏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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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进程，海内外学者有“三段论”和“两段论”的分法。“三段论”是指1500~1800年、1800~1913年与1950年至今。“两段论”分为1870~1913年和1950年以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接受CBN记者专访时，选取了“两段论”来说明全球化的历程和趋势，并阐述了中国继续拥抱全球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CBN：在第一次全球化中，中国是被抛弃者。那么在第二次全球化中，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夏斌：第一次全球化之前，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曾高达约33%。而到1900年时，我们占全球GDP的比例已降至6.8%。
第二次全球化，中国是重要的推动者和受益者。1978年~2007年，中国GDP增长约15倍（按不变价格），年均增长9.8%，占全球GDP的份额由1.7%升至6%；同期中国的外贸额增长104倍，年均增长17.4%，占全球贸易总量的份额也从0.8%升至7.7%。
近5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与美国、德国以及“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相比遥遥领先，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也遥遥领先。
CBN：从目前的全球化趋势看，中国是否有继续拥抱全球化的空间？
夏斌：全球化不同阶段中主要贸易大国占世界贸易（出口）份额的比较数据可以说明问题。1870年，英国属于第一次全球化的中心国，当时它的出口占全世界的份额是18.9%；1950年，美国正处于经济顶峰，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的16.8%。上次全球化是英国当老大，这次全球化的领头羊是美国。
今天的中国，尽管顺差很大，但其出口占全球的份额，2007年还仅是7.8%，低于美国与德国的9.4%和8.9%，更是远远赶不上第一次全球化中的英国和第二次全球化中美国的顶峰时期。
中国目前正处于生产大国的阶段，服务业方面赚不了多少钱。而且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决定了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走不下去了。全球资源目前全面紧缺，而中国的崛起需要全球大量的石油、矿产和技术。所以参与全球化对我们有很大的紧迫性。
CBN：哪些因素能决定只要巩固全球化趋势，中国仍会是受益者？
夏斌：第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完全到来，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仍能维持一段时期；第二，高储蓄率还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三，我们有13亿人的消费市场；第四，城镇化、工业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五，我们还要继续改革，生产力还要进一步释放。因此，总的来说，只要坚持对外合作，坚持双赢的原则，即便在关键时刻作出适当的妥协，中国仍然会是全球化的赢者。
CBN：进一步全球化，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夏斌：如果世界以后的10年、20年甚至30年内没有大战（局部战争除外），中国自己也没有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必然的。那么，随着中国GDP占全球份额的不断上升，中国面临的挑战，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环境压力。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口将受惠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人与自然面临的压力也就更大。
第二，人口老龄化。我们高储蓄率、高劳动投入的经济基本特点会慢慢淡化，特别是相对印度、越南等国而言。
第三，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集中体现为高储蓄率、低消费。这将决定我们接下来怎么制定发展战略。
第四，低效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对内开放远远不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外方面，在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以及坚持汇率政策这三者之间，至今摇摇摆摆。再过二三十年，我们社会的养老金规模有多大、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我们怎么使用这些钱？这些都需要从战略角度事先进行考虑。
第五，国际金融新秩序建立前的混乱状态。“一极多元”的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美国行事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这可能使得汇率波动加剧，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而言，资本跨境流动的压力肯定会上升。
CBN：实现战略目标转变的策略与手段是什么？
夏斌：总体上说，就是要加快国内改革，包括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土地产权制度的改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消除技术创新方面的壁垒，金融的充分效率化，放松国内各种各样的经济管制等。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要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更大的挑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府的决策。因此，进一步加快政治改革，改善经济决策的民生性和科学性，是中国下一个30年能不能走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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