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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02日 0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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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多克兰港区深处的Excel中心海风吹拂，这里以每年举办一次船展而著称，但周四，该中心将迎来成队的豪华轿车，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将汇聚在此，共商拯救失事的全球经济。
20国集团(G20)峰会的核心问题将是，过去20年席卷全球的混乱金融体系能否受到控制。这相当于给刚刚发生正面碰撞事故的汽车安装安全带、气囊和防抱死制动系统。如果成功了，驾驶起来应该会安全一些。但有些司机可能放弃高速公路，改走只能缓行的乡村小道。G20由20个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
肯定不乏改革的决心。由于代价惨重的银行业失灵引起了众怒，长期以来只有专家政治论者感兴趣的金融监管迅速提上政治议程。政治家如今争相提出在短短两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强有力监管措施。上周，在向某国会委员会解释政府为何向破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注资1700亿美元时，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一语道出了这种心态：“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国家永远不会再面临这种境况。”一些政策制定者怀疑，目前我们尚在从废墟中抬出受害者，此时设计新的安全体系是否合适？但多数人认为，在危机处于高潮之际，正是推进深远变革的最佳时机。
至于防止当前危机重演需要哪些变革，监管者也达成了广泛共识。近来，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的金融改革工作组、前法国央行行长雅克?德?拉罗西埃尔(Jacques de Larosière)领导的小组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主席特纳勋爵(Lord Turner)等发表的报告，对于亟需变革的领域显示出惊人的共识。
这包括强制银行在繁荣时期拨备更多资金、加强对评级机构的审查、扩大监管范围以涵盖所有可能给金融稳定造成风险的机构、针对场外衍生品设立中央清算系统以及改革银行的奖金政策等。上述报告的作者还一致认为，监管者和央行今后必须明确承担起责任，发现金融体系中逐渐繁衍扩大的问题，同时获得在泡沫变得过大前刺破泡沫的权力。
要采取新措施，就必须承认不能指望市场限制过度行为。特纳勋爵本月表示：“金融危机挑战了以往监管方法赖以建立的主要理论假设，尤其是有关理性市场和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许多金融创新毫无价值，有关个体银行策略的市场纪律常常是无效的。”患了战斗疲劳症的银行无心反抗。事实上，原来只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宽松监管的华尔街主要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去年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后，受到了美联储更有力的监管。
然而，上述共识掩盖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各国政府必须决定，今后遇到必须拯救复杂的跨国经营金融机构时，该如何调用公共资金。如果政治家们无法正面解决这一问题，业务遍及多个国家的大型银行恐怕很快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
尤其堪忧的是那些被认为因规模太大而不能任其倒闭的机构。一个方法是对它们施加更为强制性的监管，将倒闭风险降至最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本月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任何其倒闭会构成系统性风险的公司，在风险承担、风险管理和财务状况等方面必须接受格外密切的监督监管，并适用较高的资本和流动性标准。”
但这也许还不够。还可以要求大型金融机构为所受的扶持支付巨额费用。这场危机已经让出纳税人成为金融体系的最后担保人。一笔费用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公众所作的担保，也将部分抵消银行在规模变大时所享有的利益，并可帮助补偿将来破产的成本。
另一个方法是阻止银行将不同的业务放在一起经营，迫使它们缩小规模。这个方法令人想起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规定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必须分开经营。该法案塑造了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格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被废除。
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近日呼吁就此问题展开“开诚布公的讨论”。其他人不那么确信两种业务之间能够划清界限。此外，在法规保持不变的同时，机构却在演变。如果是10年前，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倒闭可能不至于拖垮整个体系。然而，尽管贝尔斯登并未涉足零售银行业务，它作为衍生品交易对手方的身份，却使得一年前它陷入麻烦时危及了整个体系，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出面组织营救。“你可以忽略金融业中不受监管的部分，哪有这种事？”某美国大型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问道。
为了尽可能缩小未来拯救行动的成本，监管者正谋求获得广泛权力，以有序的方式结束经营失败的银行。在对AIG的一片声讨声中，盖特纳上周大胆向国会请求授予这些权力。通过确保债券持有人及其他债权人共同分担破产之痛，拟议框架将减少纳税人在今后拯救行动中的成本。
这些规则目前仅适用于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监管的银行，伯南克正在推动将其扩大到所有重要机构。他本月表示，这也将有助于防止银行抱着反正会受到救助的想法而轻率行事。“改善决议程序……将有助于减少预期会触发政府干预以帮助公司维持运营的情况，从而减轻‘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然而，尽管AIG崩溃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巨大漏洞，但也突显了美国是全球少数有能力展开如此大规模拯救的国家之一。其它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在急切地讨论，如果一家总部恰好在其它地方的大型机构陷入麻烦，他们要如何应对？
监管者已采取了一些明智措施。在审查诸如汇丰(HSBC)等全球性银行之际，他们已组织起监管者“大学”，代表们来自银行具有重要地位的各个国家。拉罗西埃尔还提议创建一个泛欧监管机构，称为“欧洲金融监管体系”，可强制各国监管机构实行共同标准。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特纳勋爵赞同这一想法。
然而，如果不能就该由谁来埋单达成共识，任何有关扩大监管机构合作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在当前危机中，往往是银行所属国家的纳税人承担了纾困成本。特纳勋爵提及默文?金曾说过一句妙语：“全球性银行如果是全球的，就能生存，如果是一国的，就会死亡。”这与理想相差甚远。去年秋季冰岛的崩溃就已表明，一国经济可能被自身的银行体系压垮。同样，迄今尝试过的若干跨境纾困行动最终都以灾难而告终。在危机爆发前，比利时-荷兰的富通(Fortis)常被当作监管机构密切合作的典范。但去年9月富通陷入困境时，一项由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政府共同参与、规模达110亿欧元的联合纾困方案几天之内就告破灭，富通被分拆，官员间相互指责。
令人担忧的是，迄今提出的改革措施中，无一有助于挽救像富通这样陷入困境的银行。一位欧洲金融业高管指出，在拉罗西埃尔提议的欧洲金融监管体系中，理事会将设有27位成员，这样一个团队很难迅速展开行动。他表示：“一个真实的风险是，除非解决了这一问题，否则我们也许不会有一个欧洲金融体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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