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证券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28日 10:21 |
作者： |
马惠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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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AIG“奖金门”，以及国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成为人热议的话题。对国人思想文化影响渊源的论语中有句：“不患寡而患不均”。美国国会立法，中国大众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公平角度考虑。
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通常由三个层面调节公平。一为劳动收入；二为税收调节；三为慈善捐献。此番对高管薪酬的议论集中在国家为实际控股人公司。政府占控股地位后，必须替纳税人说话，理所当然地，AIG改制前奖金承诺也在管控范畴。同样道理，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收入应该由政府说了算，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完成股份制改制的公司中，高管收入于财富分配第一个层面就出了问题。其一，实际控制人——国家对高管的任用缺乏竞争机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劳动分配的基础。毫不掩饰，不少高管上位过程没有竞争，更缺少市场历练，多通过摆平关系，特别组织关系实现。其二，高管任职行业不少为国家垄断行业，不存在竞争，最起码没有充分竞争。在缺乏竞争的公司实施“管理”，享尽天时地利优势，创造良好业绩，获得高额收入，靠的不是智力、能力，而是权力，有如坐收渔利。如此从任命，到经营均未体现合理竞争，当然无法体现劳动收入中按劳分配的一般公允原则。
到了第二个层面，由于我国税收制度不够完善，对高收入的调节只有一个笼统税率。针对国家占绝对控制权公司高管收入没有特别规定，造成调节公平失败。
美国欲针对AIG奖金专门立法，规定获得政府资助50亿美元的公司，无论国有还是私人控股，管理人拿奖金都必须支付90%所得税。同样道理，在国家一股独大的公司任职，即便创造出巨大财富，首先应归功于国家资本，其次才是个人功劳，简单将公司收益和个人收入挂钩大错特错。我们应学习美国国会，对依靠特定地位获得的收入，以特定税收进行调节。倘若高管自认责任重大，业绩超凡，应该重奖，称其为国际接轨、行业惯例，那么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家财富剧增，人民生活改善，还需奖励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不成？
到了第三个层面，完全依赖个人品行。今年有些高管给自己定下“零年薪”，抑或主动将收入下浮一定比例。希望这些都出于自愿，并非迫于舆论压力。若所有高管都能如此，公允问题便迎刃而解，前边讨论皆是画蛇添足。可是其中不乏得了便宜卖乖者。从人的本质看，仅从道德层面无法根本解决公允问题。
对于高管薪酬问题，我国政府具备独有的行政优势，若从前两个层面上下工夫，一定能体现公平。第一，摆脱行政束缚，改变用人机制，起用经过市场考验的职业经理。第二，实行固定薪水，推行奖惩机制，让收入与业绩挂钩。第三，依据行业竞争力，制定行业薪酬系数，使行业间收入趋于合理。第四，利用政府职能，加快税收立法，调节特别收入。第五，加大宣传力度，诱导社会向善，鞭笞为富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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