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2月04日 08:55 |
作者： |
张茉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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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纵深蔓延，世界各国全线阻击危机时，美国却抛出了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率的论调，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力图推卸肇发危机的责任。
此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失衡与此前失衡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全球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的严重失衡是危机的根源，而美国在这种失衡上负有根本的责任。
对中国来说，在正确认识这种危机根源的前提下，改善中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分工中的地位，通过结构改革切实发展内需，发展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才是告别失衡迈向均衡增长的本义。
什么样的全球失衡？
全球为什么会产生储蓄和投资取向的不同模式？这需要从更深层面，从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上去考察。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金融大发展、要素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巩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核心问题和根源。
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
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
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和亚洲的消费―储蓄失衡，美国是双赤字、净负债，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是贸易盈余，由此产生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但这些都是表象，表象的背后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导致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全球失衡的三个根源
是什么导致了全球贸易和金融分工的失衡，进而导致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失衡？笔者认为全球失衡的根源可归结为三点：一是全球分工失衡（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二是全球化要素流动，三是美元占霸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增长14%，它揭示的是在当今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的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与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
从全球贸易分工循环来看，随着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特别是向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是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者，占据着全球金融分工体系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等国利用处于金融分工链中高端的优势，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各国在“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中的比较优势进行重组；反过来，承担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回流美国。
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分工的失衡体系中，中国在贸易体系中积累了大量结余，而又通过金融分工让资本回流美国。实际上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益处，而中国则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这次危机，则是对美国这种失衡模式的总清算。
美国金融危机是一次累积性的危机，是金融泡沫、赤字经济和美元霸权催生的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和结构性失衡的大爆发。它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在生产结构上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远大于第一、第二产业；而在价值结构上则是金融资产不断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是GDP的7倍左右。相比较而言，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4%下降到目前的18%，制造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也长期呈现下滑趋势。
现在金融泡沫破裂，“透支经济”和“赤字经济”得到清算，美国去杠杆化将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收缩过程。
需要重新走向平衡
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世界经济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
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消费型经济增长。大国经济要有大国的消费市场和内需市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这需要我国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改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以及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过低的“双低”现状，调整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
我国上一次的扩大内需战略就基本解决了包括高速公路体系、农村电网改造以及扩大大学生招生规模在内的三大社会民生基础设施框架。2009年，也许正是建立全覆盖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的良好机会。
另外，消费经济的增长一定要有消费型产业结构作为基础。我国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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