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22日 15:43 |
作者： |
陈晓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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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德国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博芬格
陈晓晨
在美国指责中国“制造了金融危机”、中国辩驳危机的发生根源时，来自第三方的观点就变得异常可贵。在这些第三方观点中，德国、日本等官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尤其值得借鉴——他们与中国一样，同为“储蓄国”，按照保尔森的逻辑，应该同样是危机的“责任方”。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德国官方经济学家彼得·博芬格（Peter Bofinger）。
博芬格是德国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又称“五贤人”，是德国联邦政府的经济顾问团队，对德国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
避免“通货紧缩循环”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的危机还将如何演变？情况会变得更糟吗？
博芬格：自从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了一个下滑、快要失控的状态。全球范围内，不同经济体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恶化趋势。原来的市场已经无法维持正常运转了。
如果现在这种状况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应对，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风险，也就是经济的通货紧缩风险。公司会受到很大影响，需求会变得不足，工资会下降，工资下降又进一步会加剧通货紧缩的趋势——这就是“通货紧缩循环”。
通货紧缩会进一步使经济偏离原来的运行轨道。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经历过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因为它不能够通过货币政策来得到纠正，因为不可能把利率降到零以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世界经济增长将会很缓慢，同时国际贸易也会受到很大损害。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要从通货紧缩的状况下摆脱出来，要花费很长时间。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办法不陷入这种“通货紧缩循环”？
博芬格：在这样一种非常严峻的市场情况下，唯一能够阻止经济下滑的就是政府。政府，以财政当局为主要实施者，通过增加公共开支和减税来刺激消费，使经济能够跳出“通货紧缩循环”。现在，美国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奥巴马就职后会继续通过增加开支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在全球层面上，我怀疑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是否足够。曾经被寄予厚望的G20峰会并没有给出一种集体的应对方案，甚至没有这样的努力。
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中德两国有必要加强合作与交流。德国和中国确实有这个能力，同时也有这个必要，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两国在很多方面确实也很相似，比如都是储蓄国、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和庞大的出口部门，甚至出口结构都很相似，比如都有一半左右的出口是机电产品。
辩证解释危机根源
《第一财经日报》：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很久，我们该如何清晰地认识其根源？包括保尔森在内的一些人近期发表言论，认为正是以中国为首的“储蓄国”的巨额储蓄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并最终引发了危机。你怎么看？
博芬格：有多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当前的危机，对此应该有全面认识。首先，是格林斯潘的政策不当，包括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4年，美元利率竟然是1%，而当时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太过宽松。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公司和金融企业进行业务扩张，他们进行大量借贷，金融企业进行各种创新，使得整个体系不稳定。从宏观上看，这些借贷使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面临巨额贸易赤字，最终导致危机。
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失衡。在危机之前，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一种不平衡，主要是经常账户的不平衡。有部分国家的储蓄，或者说是外汇储备通过外贸顺差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些经常账户的盈余很高的国家，就包括中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一些产油国，他们的消费也不足；而另一些国家（10到15个，包括美国、英国、西班牙等）的借贷和消费非常高，高于自身的生产水平。
我认为主要是美国自身政策的问题。2004年到2007年美国应该采取美元贬值，才能使经济平衡。美国也应该这么做，这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具体说，失衡状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博芬格：前几年，这种经常账户不平衡非常严重，但是这种不平衡事实上还是“平衡”的，因为消费不够的国家少消费的部分被那些消费过度的国家弥补了，所以形成了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全球经济的增长非常强劲。但是，这样的一个平衡过程必须通过全球的银行体系完成。也就是说全球的银行体系把储蓄和盈余转移到了消费过度的国家。现在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银行体系出现问题，使原有的动态平衡产生“失衡”，才引发了这样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
危机在金融部门中的起源是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是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危机之间的“桥”——贸易盈余国与赤字国的“失衡”通过浮动汇率制显现出来，引发了金融动荡，进而导致危机。在过去这些年，浮动汇率制，以及各国的“利率差”，事实上是金融危机的一个潜在因素。很多公司在进行国际投资的时候利用了“利率差”钻了空子：他们从一些低利率贷款国家大量贷款，比如美国公司从日本进行贷款，利率基本上是零；贷款以后又到高利率国家进行投资。
扩大内需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调整才能使全球经济“再平衡”？
博芬格：可能有两种选择：第一，以一种迅速的经济衰退来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说现在的盈余国，比如中国，储蓄率非常高，消费不足，外汇储备也非常高，它们仍然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维持非常高的盈余额，这样会造成一种非常强烈的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结果会导致这些国家出口下降，因为赤字国没有钱进口。通过这样一个经济衰退进行调整，过几年之后，达到一种平衡过程。这是可以的，但它的代价是经济严重衰退。我不推荐这种方式。
第二种是我推荐的一种方式。贸易盈余国家增加国内消费，增加销售政策，增加进口。这样可以减少两端的不平衡程度，避免经济衰退。
考虑到中国和德国都是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在这方面我们两国具有非常大的责任。我们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最近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建议，建议把GDP的1%用于公共支出的投资，包括教育方面的投资。德国GDP的1%相当于250亿欧元。但我们的建议还没有被德国政府完全采纳。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样看待中国政府在危机下的财政政策？
博芬格：我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据我了解，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的主要还是中期手段，不是短期的刺激手段。所以，我给德国政府的建议包括一些短期的经济刺激手段，比如给公民派发一些税收支票，可以当作现金使用。作为刺激消费的方式，它在一些国家已经得到了实施。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可以考虑类似的措施，消化本国的剩余产能，提升国内消费。
对于德国，我认为除了短期刺激措施之外，还需要一些中期措施。对于中国，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除了中期措施以外，还应该诉诸短期措施，比如提高个人消费、减少居民的储蓄率。通过什么方法来减少储蓄率呢？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公民就不用太担心意外开支，就敢去消费了。
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确实非常高，接近2万亿美元。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更有效地使用这一大笔外汇储蓄的方式，而不是让它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存在。因为，美国债券的价值在不断下降，而且美元贬值威胁很大。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用其中的一部分比如1/10，从西方购买一些技术，增强环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起到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目的。
最后我想说，中德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人民都非常勤劳，生产大量的商品，但是自己消费得很少，把很多商品都出口到国外。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自己的人民消费自己生产的商品？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对中国的建议，比如完善社保体制来刺激消费，实际上也是一个中期的行为。如何通过短期措施提高中国人的消费信心？
博芬格：我再次重复，我对中国的问题不甚了解。不过以德国的经验，我认为，经济的50%是心理因素。短期措施的效果不仅在于计算财政支出的增量的“乘数效应”到底有多大，还在于对国民信心的提振作用。
另外，还有提高工人工资的问题。我不了解中国的工资，但是可以介绍德国的情况。德国跟中国很像，也是一种出口型经济，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就是支持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并没有提高得那么快。在OECD国家里，德国的相对工资是最低的。我认为，工资的增长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要匹配，这样可以使得公民的购买力增长，才能刺激消费。不过，这种设想在德国没有出现。所以，目前德国与中国一样存在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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