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22日 14:37 |
作者： |
周静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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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周静雅
“这种逻辑的错误在于本末倒置。”针对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当前危机的根源，认为是新兴市场高储蓄率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指出，对危机根源的争论已经不只是一场学术之争。
汤敏认为，中国要警惕美国根据这种错误的逻辑，在贸易上推行保护主义，在金融上再次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而中国应该做的，在根本上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自身结构性调整，包括推进对内开放，加快社保体系建设等工作。
担忧错误观点影响美国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你怎么看待这种言论？
汤敏：保尔森作为财长，在下台前为减轻自己的责任，甚至是减轻他在高盛任职期间作为企业家的责任，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马上要下台的财长，不一定代表新政府的观点。
但是，我注意到，保尔森的这种言论实际上是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那里延伸而来的，我认为真正值得担心的是伯南克的言论。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作为还要长期在任的美联储主席，他提出这些观点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第一财经日报》：所谓的“新兴市场高储蓄率是金融危机的原因”的逻辑错在什么地方？
汤敏：这是本末倒置的。
伯南克自己也说过，全球失衡是一种现象，没有对和错，它只是一种现象。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伯南克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美国人的低储蓄就是因为其他一些国家的高储蓄造成的。这其实是个似是而非、本末倒置的观点，迷惑性很大，特别是对于美国人的迷惑性很大，而有相当多的美国民众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
危机的根源在美国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这次危机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汤敏：原因很多很复杂。但危机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美国，美国是内因。
美国的金融开放过快、金融衍生品过多，投资银行不谨慎都促发了危机的产生；而美国长期以来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的低利率、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都是危机产生的根源；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美元的强势地位，以及国际资本大量流动，但在金融监管上各自为政，这些是更深层次的根源。
伯南克有的观点是在推脱责任，他说新兴市场国家大量买入美国国债，导致美国利率降低。这实际上相当于自己否认了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及作用。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即是要干预市场，没有干预市场是美联储的错，现在反过来伯南克把美联储的责任推开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推脱责任的说法。
美国可能依此推行保护主义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对危机根源认识的这种逻辑，反映到政策层面会有什么表现？
汤敏：有可能使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事实上，这在美国不是没有先例的。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国内经济受到很大冲击，保护主义情绪相当高涨。1930年美国国会率先推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宣布将2万多种产品的关税大幅提高，然后世界上其他国家接着跟进。当所有国家都提高进口关税后，世界贸易一下子减少了四分之一，以至于后来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现在奥巴马上台后，历史会不会重演，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一财经日报》：按照保尔森、伯南克这样的逻辑，如果中国被定位为危机的根源，美国可能采取怎样的政策对待中国？
汤敏：可能会再次逼人民币大幅升值。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可能是单边的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大幅提高关税来实现。
事实上，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中国已经是很大的受害者，比如就业。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大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口顺差国要承受更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危机，我们受害的程度还要深。
不只是学术之争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美国提出的这种逻辑，中国央行人士在回应时使用的是“强盗逻辑”这种词语。
汤敏：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辩论，而是力量的较量。
美国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经常说是“我的美元，但是你的问题”。美国政府有充分的手段、充分的能力，在它能转嫁危机的时候，在这些措施对本国有利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使用的。
但问题的关键还得靠我们自己如何去化解，如何去应对。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曾吃过这个亏，日本被迫接受了大幅度的升值，最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中。不过，后来的研究普遍认为，造成日本长期陷入危机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升值，更重要的是升值后日本政策采取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错了，造成日本经济出现一系列的泡沫，最后泡沫破了，酿成了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在努力回应这种逻辑，不管是央行人士提出的“强盗逻辑”，还是你提出的“强权逻辑”。除此之外您认为中国应该作何应对？
汤敏：中国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外界说什么，都要专心走自己的路。在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里，这也是最好的办法。
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自己的结构性调整。增加对内经济的依存度，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太高，风险是非常大的，迟早是有危险的。关键还是要扩大内需。
怎么扩大内需？需要大的结构性变化。从以前的以GDP增长为导向转为现在的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需要一个长远的过程。
现在内需缺什么？真正的弱处还是在农村。具体说来，是要增加农村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开拓新的消费领域。
比如第一，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农民农业收入；这个措施肯定会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是现在是通货紧缩阶段，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机来实施。
第二，帮助农民工就业。农民工的收入占到农村收入的一半以上。怎么保证农民工就业？举个例子来说，保姆市场是目前除了建筑工人市场外最大的农民就业市场，已经有大约1500万人就业。但这个市场在萎缩，原因是因为没有政府的帮助。只要政府花很小的代价来规范这个市场，就可以使保姆市场增加50%以上，解决大量的就业机会。
第三，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就是解决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的问题。我所在的发展研究基金会正在做一个研究报告，题目为《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我的建议是要在2012年前搭好一个全覆盖、低水平的全民养老保险，免费基础教育，基本卫生体系以及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的社会福利体系，在2020年基本上要进一步完善这一体系的建设。这些都需要现在就要赶紧做的事情。
《第一财经日报》：在正确认识危机根源的前提下，中美双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促进危机的解决？
汤敏：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上说了这样的话：“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削弱，原因虽有一些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决策失误，同时也未能做好应对新时代的准备。”
这事实上反映出新政府对于危机的认识和态度。在这样百年不遇的危机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应努力一起共同抵御难关，尤其是大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不是抱怨谁、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前提要认识到危机产生的根源，一起协作。就中国而言，不管有没有危机，中国都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然在面临国际形势和结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种改变需要时间，但中国已经开始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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