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以来，一则“上海国资整合速度加快”的消息令多家上海本地股接连出现在A股涨幅榜前列。不过，从已公布的方案中看，新一轮整合中没有看到上海的国资运营平台公司的身影。

　　无论是一度被作为上海产业国资主要整合平台的上海国盛集团，还是新近成立的有“上海淡马锡”之称的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国资管理公司)，目前均未在上

　　海国资整合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与它们成立之初的大手笔和高远目标形成鲜明对比。

　　自上世纪末以来，上海已经先后推出多个国资运营平台公司，每个平台公司都带有当时的时代特色，亦与特定的政策背景息息相关。

　　及至今年新成立的上海国资管理公司，上海国资运营平台公司已历经四轮“变奏”。老的国资公司还在整而不合中疲累，新的国资公司尚在“襁褓”中挣扎。新老平台公司并行“不悖”，以致外界有“叠床架屋”之评。

　　上海在国资整合领域的探索，尚未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回溯上海数轮国资运营平台公司的成败得失，亦将有助于鉴往知来。

　　新平台，新使命

　　今年3月31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长揭牌成立了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国资管理公司)，该公司董事长由上海国盛集团董事长施德容兼任。

　　在已有数家国资运营平台公司的背景下，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的出现，一度令业界颇感意外。上海市国资委的一位官员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解释，上海国资管理公司的成立，有短、中、长期三个目标。

　　其中最为关键和迫切的是短期目标，即通过资本运作增收，改变上海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现状。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向本报记者透露，上海成立国资管理公司的想法始于两三年前。当时正值上一轮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上海即有摆脱土地财政的想法。

　　上海2009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和次年的两会上，上海市政府主要领导均表示了对财政增收部分一半来源于土地财政的担忧。

　　雪上加霜的是，根据“十二五”规划，上海新一轮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加码。去年上海市两会上，市领导曾明确表示，要完成2020年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方案，上海资金缺口在1000亿以上，这个数字占上海地方国有资产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而这还仅仅是轨道交通方面的问题。

　　地方税的税源增收、税基扩大，可谓远水难解近渴。可以想到的筹资渠道，只有国有资本运作。于是上海国资管理公司应运而生。

　　国资委主任杨国雄在2010年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向本报记者表示，上海国资管理公司有个任务，是资产流动。这被理解为中期目标。“国有股权，直接持有的，或间接持有的，要管起来，从更高的层面，更大的范围使国资流动起来，向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向关键领域集聚。”

　　而长期目标则是理顺国资监管体系。今年1月，上海国资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上海国资管理公司将专司“股权管理”。。

　　与上海此前诞生的国资平台，以及各地国资公司和上海各区县成立的国资平台公司不同的是，此次上海的国资运作平台，称为“国有资本管理公司”，资本和资产一字之差，背后却是重大的思路改变。

　　“资产经营和资本管理，是往高级过渡的概念。原先的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出资人掌握企业不同比例的国有股权，这是股权管理。新的上海国有资本公司，主要是资本运作。”上述国资委官员表示。

　　一语道破天机。上海国资管理公司，是为了基础设施建设而成立的筹资公司。目标明确，但筹资的来源，却鲜有良策。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整体上市的国有企业股权。正如杨国雄在今年两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已经整体上市的上港集箱，其国有股权已经为国资委所持有，是第一批考虑划转的股权。

　　已经完成整体上市的上海建工也在划转的目标股权之列，只是，上海建工近70%的国有股权仍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持有。如何跳过集团公司这个层级直接持有上市公司上海建工股权，是待解的难题。

　　即便如此，也仅此两家而已。

　　上海众多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分布在国资委旗下的30余家企业集团手中。许多公司上市之初，是从企业集团里挖出一块称为“里脊肉”的优质资产上市，要想让集团公司放弃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难度恐怕不亚于再造一个上交所。

　　方案甫出，“30多家企业集团老总，无一同意，”一位国资系统企业集团领导人告诉本报记者。

　　“可行的一种方案，是锁定目标上市公司，然后将其母公司—企业集团的资产一并划入。划入之后，再做整合。”天强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祝波善以其经验之谈建议。“象中投II号(即国新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以及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即是这样做资产划拨的。只要市里决定，整个企业集团就可以一并划入。但如果只划上市公司股权，则变成了国资委和企业集团两方的博弈。”

　　不过，一位在国有资本运作领域做得风生水起的企业家担心，行政划拨的手段恐怕不妥。他建议用市场化手段，向较差的企业注入资产，上市兑现，“这比硬生生把好的上市公司，好的企业集团拿过来要好，阻力要小。”

　　新国资平台公司以国资运作求解财政之困的设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传：两大金融平台并起

　　其实，早在1999年，上海已经成立了一家与新平台公司名称颇为相似的“上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下称：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它曾经代表地方政府投资众多国有企业股权和市政建设项目，至今仍拥有不少本地企业国有股权。

　　在上海国资管理公司成立之前，曾有观点认为：无须成立新公司，只要把老的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加以改造，在原有存量资产基础上，执行筹资和投资功能。但这一方案因需要“净壳”而被舍弃。

　　1999年，上海国企“局改制”进入收官阶段，40多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相继成立，国资办、控股公司、企业的三层架构领先全国，成为各地争先效仿的榜样。

　　与时同时，上海“退二进三”的产业布局政策也进入攻坚阶段。如上海有色金属和上棉九厂等资产面临清退；一些90年代初期上市的国有上市公司，显出疲态，呼唤重组人；同时，“局改制”之外，一些由财政局和国资办直接有的国有股份，需要寻求代持人。

　　1999年10月，上海国资经营公司成立，便频频出手，旋即成为资本市场的明星。

　　据这家公司官方资料，公司战绩显赫：参与超过20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改制、改组和组建。与近几年重庆渝富公司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路径相类似，彼时上海国资经营公司经历几年的资产退出、盘活和重组，逐渐演变为一家“国有大投行。”而投行的职能，离不开金融领域的支持。

　　彼时，国资委和金融办还未成立，金融股权并未作为专门化的一项资产纳入决策层视野。于是上海国资经营公司从上海财政局和国资办手中受让了多家金融股权，2001年底投资的金融股权项目就多达12个，几乎涉足上海所有大型金融机构，其总裁祝世寅目标是把公司发展成以金融资产为主体的综合性企业。

　　而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家国资平台公司也正朝着金融航母的方向前进。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各地政府整顿旗下信托公司，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周有道，受命调任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上国投)，负责对其的整顿。上国投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信贷，进出口等业务被剥离，分别成立专业的对口业务公司分业经营。在此基础上，上海国际集团于2000年4月成立。

　　尽管彼时上海国资经营公司是上海国际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但双方同属局级单位，实际上是分别独立运作。

　　金融股权分散于两家独立运作的公司之中，前者还是后者的股东，部分金融机构还兼有两家公司的股东权益，这些都为日后的整合之难，埋下伏笔。

　　四大产业平台

　　金融国资平台公司崛起的同时，产业国资平台公司也随着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而开始组建，分担起上海巨量产业国资运营的任务。

　　2003年10月，被称为“国资流动平台”的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盛融公司)成立，注册资本30亿元。盛融公司也受托接受和处置国有资产，在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过程中充当资本运作平台角色。盛融公司在不良资产和债权的处理上，比上海国资经营公司更大手笔，亦很快在资本市场上初露锋芒。

　　成立更早的上海大盛资产公司(下称大盛公司)注册资本也是30亿元，其资本运作覆盖的领域，包括地产，基建，轻工和食品等。

　　从产业国资运作来看，盛融公司、大盛公司以及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功能相近，模式类同，业务颇有交叉。

　　而曾经用四家上市公司整合旗下200多家子公司和2000多家分公司的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彼时已经设立投资管理部、资产管理部和不动产管理部，已经颇具国有资产运作公司框架。因为拥有丰富的资产运作经验，被上海市国资委确认为除上海国资经营公司、盛融公司和大盛公司之外的第四家国有资产投资公司。

　　上海国际集团、盛融公司、大盛公司等国资运作平台日渐壮大的同时，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却因为自己的一项非主营业务陷入了危机——在帮助企业改制过程中，上海国资经营公司不时使用“过桥融资”，即第三方委托贷款，

　　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后，上海国资经营公司被查出在房地产领域存在70多亿违规委托贷款。

　　分析人士指出，行政化干预过多是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危机的根源。“(政府)叫它做那么多事，又没有手段给它。”

　　这一时期成立的国资平台公司，因普遍受到较多行政化干预，在上海社保案发之后多受牵连。(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