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数字商业时代 |
发布时间： |
2010年10月15日 15:27 |
作者： |
林志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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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林志远 摄影/徐胤
富华国际集团总裁。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3年在深圳的政府部门担任公务员。1989年定居香港。1990年进入富华国际集团任总裁，主理北京市场。
重点主理项目：长安俱乐部、丽苑公寓、金宝街、紫檀万豪酒店。
赵勇对于成功的定义很简单：只要专注去做一两件事即可。
2010年8月末的某个上午，在北京金宝街的金宝大厦20层，赵勇正在他朝西的办公室中俯瞰着整个金宝街的外貌：南眺长安街，西望紫禁城，东观CBD的群楼，气势非凡。十年前的这里，还是寻常胡同百姓人家，低矮的平房院落和狭窄的小巷。而今，他已经让这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每当站在位于金宝大厦顶层的办公室，从窗前俯瞰金宝街，我心里总是会一阵悸动。”作为金宝街开发商——香港富华国际集团的总裁、同时也是在皇城根儿下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1998年正式签约金宝街项目到2000年拆迁的第一锹土，再到如今崭新的金宝街，赵勇亲身参与了这条街的每一步成长。
在赵勇看来，金宝街的光彩才只是浓墨重彩的第一笔，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以“世界第十一商街”的目标打造金宝街，将商业地产进行到底——这是赵勇正在进行的工作，亦是一切梦想所在。
对于赵勇来说，商场多年来的打拼，他从未有过张扬跋扈。家庭的影响让赵勇习惯低调、习惯认真、习惯回报社会、习惯用家族特有的商业眼光做事。
带着安全帽入睡 要做就全力以赴
1959年出生的赵勇是有着香港身份的地道北京人。老北京胡同里留下他太多的青春故事。
他上小学时就是学校有名的小运动员，初中就是在体育传统校22中度过的。“22中的训练相当严格，每天除了上午正常的专业课外，下午还要到东城区体校田径队接受专业训练。”高强度的训练对当时还是孩子的赵勇来说，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每天十几个400米下来，累得躺在地上动都不想动。后来见到教练就紧张，看到跑道就觉得累。当时我就和母亲说，我不想练了。”赵勇说，“母亲感到很意外，生气地说，如果不能坚持，你就是逃兵。”
母亲的话给赵勇莫大的刺激。从那天起，赵勇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出个名堂。他便成了田径队里最刻苦的队员。无论是风中还是雨中，在22中的体育场上，总能看到赵勇矫健的身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6年，16岁的赵勇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一举夺冠，并创造了60米短跑北京市中学生纪录。
“那一段时间，培养了自己的意志、品质，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当逃兵，要敢于面对挑战，勇于竞争。”赵勇说。1978年，赵勇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
1983年，毕业后两年的赵勇南下深圳在政府供职，两年后留学日本，四年后定居香港。
1990年，赵勇结束了在深圳7年的公务员生涯，接受母亲陈丽华（香港富华国际集团主席）的邀请，正式入职富华集团的管理层，以集团总裁的身份负责北京市场的开发。
“我们是家族企业，当时姐姐妹妹都在为家里出力，作为男孩子，家里更希望能做出些贡献，为家族的发展，我选择了辞职。”赵勇说。
赵勇接到母亲交给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如今蜚声海内外的高级商务会所——长安俱乐部。
“在外边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回到北京。在接手长安俱乐部项目的时候，自己就是想做好一件事，就像以前执着地练习跑步一样，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向同行证明自己，让家人认可我为家里做出贡献。”赵勇说，长安俱乐部是赵勇在富华集团主理的第一个大项目。
作为长子的赵勇，继承了母亲的这种性格。在一向浮华喧嚣的京城商界，这位被称为“少帅”的商界新贵，同陈丽华一样，一直保持着踏实做事、不事张扬的低调作风。
在俱乐部的建设中，很多时候工人们都去休息了，赵勇却依旧会忙碌到深夜，仔细审核着当天的工作进度和每个施工细节。
“有一次都到凌晨两三点钟了，我还没回家，母亲急得赶到工地去找我，她说当时看到一个穿工作服的人用安全帽盖着脸睡在台阶上，拿开安全帽一看，就是我。”赵勇淡淡地笑了下说。“我做事喜欢专注、努力，如果说除此之外工地上还有什么吸引我的，那就是我很喜欢工地上泥土的气息。”
喜欢休闲着装的赵勇，很少像富豪那样将光环顶在自己头上。如果他和工人一起在工地上忙碌，你很难发现他的存在。
然而，初涉商海的赵勇尚未对市场驾轻就熟，在打造中国第一俱乐部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商海第一课 千万元的学费
十里长安街，是国人心目中特殊的神圣之地，拿这块神土“开刀”——在建国门外的核心地段兴建高级商务俱乐部，这在当时多数保守派看来是难以想像的一件事。
两个商业因素制约和阻碍了项目的可行性。一方面，近5000万美元的总投资即便在今天也是少有的大手笔，高投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另一方面，以国内外商界显达为服务对象的全功能高级商务会所的市场定位，在当时的北京市场前所未见，一旦失败代价是巨大的。
1992年，在长安俱乐部破土动工之前，赵勇认为相较香港等地，俱乐部、会所对当时的北京而言还是市场空白。因此，赵勇实地考察世界各地的会所后，决定上马长安俱乐部。
“建设一家高级商务会所在当时的确有些超前，但我感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私人商务会所必定是个趋势。国外虽然很多，但当时北京没有这种设施，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了解告诉我，北京需要这个。”
无需纠结，当赵勇决定之后，立即投身设计建设当中。
然而命运多舛让执着、认真的人先享受痛苦，再迎接欢乐，赵勇的长安俱乐部项目就被老天戏弄了一把。
1994年，当长安俱乐部项目正式落成之后，其内部的豪华装修已耗资数千万元人民币。此时，富华集团内部并不具备高档俱乐部的运营经验，因此赵勇到处寻找合适俱乐部的管理公司，最终敲定美国一家管理全球100多家专业会所的知名管理公司。
“当我邀请对方参观完俱乐部后，他们却告诉我：‘赵，这里不是会所，而像是餐厅。如果请我们管理的话，你必须重新装修。’对方认为，这里的硬件设备确实很好，但是会所的软件设施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会所建设前，就应该找到管理公司，共同设计会所的风格。先设计后找管理公司的步骤是最大的错误。全部拆了重做，我们会损失数千万。”
对赵勇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数千万元投入就这样打了水漂。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损失数千万元难以接受。但是，这样的失败却没有让赵勇选择平衡的方式解决。
“直面损失，即便再增加投入也要将事情做好。”赵勇经过思考，接受了管理公司的意见。“一定要尊重专业。”赵勇按照管理公司的设计重新进行了装修，培训、人员管理等工作也全盘交给对方。
这就是赵勇进入商界“第一课”所付出的学费，但他绝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尽管这笔花费不菲，光装修前后就耗资几千万元，但是长安俱乐部如今与全球250多家俱乐部联网，拥有近千名会员，成为中国的顶级会员制俱乐部。
“如果当时没有进行改造，创出自己的特色，长安俱乐部也许会像京城许多会所一样从人们眼里消失。”
昂贵的学费让赵勇学会了重要管理经验，“项目能否被社会承认的关键，是找真正能管理的人来经营，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至关重要。”
因此，与其他家族式企业不同，富华集团的项目经营总是委托专业管理公司，或是聘请业内一些优秀的管理者加盟管理，“我们只是监督方。”自从吸取长安俱乐部的教训之后，“我们的项目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损失。”
坚决拿下金宝街 数十亿投资很值得
1998年，时任北京市和东城区政协委员的赵勇，又迎来了一个机遇。在一次政协会上，委员们的一句“打通了金宝街，才能救活王府井”吸引了赵勇。
在赵勇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末，王府井的发展势头已非常好。“但那时问题也很突出，那就是王府井周边的市政、交通等配套设施没有跟上，从王府井到金鱼胡同每天堵塞严重。”
当时北京奥运会还未申办成功；北京房地产处于低潮期，投资房地产还不被看好；项目所需资金量巨大，仅一期投资就达40多亿元人民币；项目地处核心区，政府寄予厚望；拆迁中面临文物保护和拆迁户利益等诸多压力。
“但我就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做，政府的需求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引导啊。于是我开始跟东城区政府谈，他们一听我要干，很支持我。”
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1998年富华与北京市政府在香港正式签约。“此后一年多经过五次重大的规划设计修正，都是市长亲自过问、亲自开协调会，因为这个项目在市中心，影响比较大，所有人都对它寄予厚望。”赵勇回忆道。
金宝街项目的开发模式在当时的北京还是首次采用由开发商投资修路、解决居民拆迁费用，政府给予开发商道路两侧开发权及配套优惠政策。“政府一分钱没花把路修了，居民住房条件改善了，我得到了项目开发的支持。”尽管达成多赢,但仅这一项赵勇先期投资就要8亿元，而两侧的开发费用则需要30多亿元。
在拆迁过程中，赵勇多次修改调整方案。当时金宝街改造的两千多拆迁户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创造了一个月完成大规模搬迁的奇迹。后来的数据显示，仅是拆迁安置一项工作，富华集团就投入了10亿元人民币。
在赵勇的眼里，这些居民虽素不相识，但同为北京人，他们就是自己的街坊。“要让大家高高兴兴地搬家，决不能让这些街坊们吃亏。”
拆迁中对于文物的保护也是一大难题。作为一个老北京，赵勇深知文物保护对北京的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名人故居，赵勇费了很多心思，集团斥资上千万将原有的住户迁出，并制定原地保护的修缮实施方案。东城区文委官员对此评价：“这个开发商对具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真是不计成本地予以保护。”
对于这样的赞誉，赵勇却只是微笑道，“从密密麻麻全是平房，到拆迁结束、把路打通，再到商厦、写字楼林立，我的心情从最初的沉重，到轻松，现在的感觉就是成就了。”
北京人的大街坊 商业也可以有人情味
自2005年金宝街初具规模开始，打造世界级商街就成了赵勇的一大心愿。
而今，有人说比起富华集团，金宝街的名字要更响亮一些。赵勇已把当年的寻常胡同、低矮平房和狭窄小巷变成了如今与美国第五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英国牛津街、日本银座商街等国际知名商街等量齐观的“世界第十一商街”。
在赵勇看来，让金宝街形成高端商业物业的商圈氛围，定位纯粹高端消费人群才是制胜的根本。“以坐落金宝街的金宝汇为例，当初金宝街引入商家的时候，有些在入住金宝汇的品牌都是进入即开业的，而这时商场还没开业。”
商场对不同的品牌招商进度不同，而不同的品牌也需要根据自身状况决定开张的时间，这在很多商场来说是绝对不可行的。
而赵勇却敢于做出这样的选择，“金宝街地处商业核心，有庞大的高端消费群体，因此金宝汇在招商和运营过程中，我就考虑要尽力满足入驻品牌的需求，对于一些率先入驻并希望提前开张的品牌给予支持。”
赵勇的目标是步步为营，打造一条国际标准的高端商业街。首先以得天独厚的商街位置吸引消费群，在此基础上打造各种类型的商业物业，包括酒店、写字楼、购物中心和会所，这些项目品质和谐，功能互补。最后，为这些项目确定高标准的企业与品牌用户，以此服务和聚集目标人群，形成金宝街的独特文化。“那就是以中国文化精髓为基础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但是，北京高端百货业的竞争激烈程度显而易见，既有燕莎、赛特等老牌百货，又有新光天地、连卡佛、国贸等新兴商场，金宝汇的定位是否更高，这样的选择能否体现出金宝街的商业优势？
赵勇认为，目前的市场环境决定了每家商场都会有一些雷同的品牌，而金宝街的商业核心即金宝汇的概念是打造“精和新”。“别的商场拥有的品牌，在金宝汇这里都是旗舰店或者精品店。”
赵勇说，金宝街精选的一些刚刚进入中国或者北京市场的品牌，将给顾客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而今，金宝街从最早开业的一批品牌（包括Gucci、Omega、Burberry等）已发展到拥有近80家品牌专营店，其中约20%的品牌是首次来到中国，高端品牌包括像劳斯莱斯旗舰店都在这条街上。
无论是金宝汇还是金宝街，都更加注重文化精髓，无论是外来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在这里都能找到。赵勇显然更愿意让客人感到商业之外的一些心灵上的享受，“文化艺术与时尚奢华的融合，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金宝汇的7层，公司与宋庄一家美术馆展开一些文化合作。“我们希望大家不仅看到金宝汇的品牌，也能注意到品牌背后的文化精髓，以及金宝汇和金宝街的‘纯高端生活方式’的概念，我们希望这里是融合了世界各地优秀文化的高端商街。”
赵勇理想中的金宝街商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充满亲切、和睦的气氛，商户之间是邻居，也是朋友。他笑着说：“这就像我们北京人的街坊。”
对话赵勇 母亲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数字商业时代：感觉你做事非常认真、严谨，这种性格会在管理中有体现吗？
赵勇：也许是从小受家庭影响的原因，我做事比较严谨、认真。在管理中这点体现得比较多，力求完美。例如我就任长江商学院校友会会长之前，我总担心自己会做不好，因为同学们都太优秀了。后来学校和校友们都频繁找我谈话，在推脱了两次之后，经过慎重思考，才决定做这个会长。但当我做了会长之后，现在几乎90%的时间都用在了校友会的工作上，自己的工作多放在了闲暇时间。对我来说，要么不做，要做就争取做到最好。
数字商业时代：家庭熏陶对你的成长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赵勇：从小家中的长辈做得都很出色，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影响，久而久之，我的做事风格就会效仿长辈。像我母亲做的紫檀博物馆，她一生就追求紫檀的文化艺术。但她做这个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做一种文化。这虽然需要付出很多的辛苦、付出很多的金钱，但我的母亲曾说，我们做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卖，而是要去精益求精地做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如果我们这代人还能去维持它，就继续管理它。如果以后自己的能力做不到了，那就捐给国家。但捐给国家的不是一些简单的家具，而是一种文化。
受母亲的影响，我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会习惯想得远一点。以金宝街为例，我们常说自己在做王府井旁边的一条街，如果只是把它做成住宅卖出去，也能赚很多钱，但无形中就把这条街的价值降低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很多住宅都改成商业。打造世界品牌商街，当然投入会更多，压力会加大，挑战也会加剧。
数字商业时代：之前在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后来做事情有帮助吗？
赵勇：在政府工作和做企业之间不同，但也有一致。不同在于政府和商业是两回事，照搬政府的做事方式是不行的；相同点在于做事一样要诚信，要认真地去做。
数字商业时代：2010年4月17日上午，你和富华集团员工在中国紫檀博物馆广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赠御寒毛毯一万条，你是如何看待企业的慈善行为？
赵勇：我母亲曾说“国家有困难，我就应当帮，要心存感恩，业利社会，情系民族。”我也一直认为，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只有把金钱用在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才是钱的真正价值所在。也只有把钱花在事业与追求之中，这钱才能变得伟大而有意义。企业家不能简单地为赚钱而赚钱。作为一名商人，还要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用自己的实力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数字商业时代：那你如何看待成功？
赵勇：其实，你的收益、影响力都是在一两件事上体现的。做事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争取在同行业中能够得到认可。我认为成功是能够专注地做好一两件事情，这就很不错了。
记者手记 繁华落尽见真淳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赵勇总是习惯微低着头静静地听完记者的提问，然后缓缓说出自己的答案，每一句、每一字似乎都在大脑里跑了很久，而一旦说出又让人感觉没有任何的粉饰。剔除浮华，留下的是朴实、简单、直接。
赵勇的这种低调并非刻意而为，实在是其平淡、务实的天性使然。似是不擅于表达，但语气里的谦虚与平和，令人顿生好感。
赵勇的办公室在金宝大厦的20层，面积近百平方米，但却布置得异常简单，书柜、办公桌、沙发、茶几，这些都很难让人感到些许的奢华。但是，当走近办公室里的落地窗，从金宝街最高的位置俯瞰，你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巨人般的感觉。赵勇正是用这种平凡人的心境托起了富华集团的宏图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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