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银行汇款体系和通信技术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行业监管制度上的滞后与缺失，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防范漏洞，这些漏洞被境内外不法分子大肆利用借以隐身、跨境作案，使公安机关始终无法摆脱‘破案难、防控难’的困境。

    近年来，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网络等通信手段实施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上当受骗者众多，损失惨重。
　　“电信诈骗犯罪突出的特点是以非接触性的方式作案，整个犯罪过程中，不法分子与受害人不用打照面就能完成犯罪。”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家、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金大志介绍，“借助的两个必要载体，一个是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另一个是银行的资金支付系统。前者是实施犯罪的必要载体，后者是犯罪得逞的必要载体。”
　　电信运营商监管缺位沦为“帮凶”
　　在侦破了大量的电信诈骗案件后，警方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电信运营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顾社会公共利益，为电信诈骗集团提供通信线路、服务器和软交换平台等技术支撑。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当前电信通讯部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通讯产品登记管理混乱。可资犯罪的各种通讯工具以及诈骗网站域名注册多数不需实名登记，或沦为无审核“记名”登记。部分电信运营商甚至批量开发销售群发短信卡、无记名卡，谋取更大利润。骗子们钻了这个空子，四处购买手机卡，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发送诈骗短信。作案得逞后迅速销毁卡号，再购买新卡继续作案，使公安机关难以侦测犯罪窝点、锁定犯罪嫌疑人。
　　2009年5月，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公安机关在街面巡查时，查获2名湖南双峰县籍男子，当场收缴无记名手机卡3万多张。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这些手机卡均是从各地街面店铺批量购买，准备用于群发诈骗短信犯罪。
　　二是违规经营现象十分突出。各种网络电话资源营销失管失控，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电话技术，同时自动拨号呼叫百门以上电话，任意设置显示号码，冒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电话号码，欺骗性强，隐蔽性高，已成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主流手段。
　　浙江宁波市公安机关侦办的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中，不法分子从国外及台湾拨打网络电话，改号显示北京、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地公检法机关电话号码，对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群众进行诈骗，专案组仅对涉及浙江、北京和福建3地的案件进行初查，就核实到近200多人上当，涉案金额达1331万元。
　　三是通讯运营商放任不法分子群呼群叫、群发短信行为。一些地方运营商对大规模批量发送诈骗短信或连位拨号，出现流量异常等情况不管不顾，放纵犯罪，有的还趁机扩建基站增加话务量，从中敛财。
　　如在今年公安部督办的一起大案中，大陆共有80余名不法运营商参与提供电信诈骗线路、平台服务。其中，提供诈骗电话对接服务的运营商涉及全国11个地方共27家公司。通讯运营商不主动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就根本无法监测发现，办案单位只能被动地从案到人开展侦查，消耗巨大，最后却无功而返，案件久侦不破。
　　四是调取涉案通信数据难导致侦查办案屡屡受阻。通讯资料是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重要突破口。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往往无法及时从通信运营商手中获得完整信息，严重制约了侦查活动的深入进行。通信企业开发使用的一号通、400等智能电话，具有呼叫、接听转移、捆绑多个电话及隐藏主叫号码等功能，购买人不需出具证件，就可到通信企业或网上购买。骗子就是利用了此类电话的功能，设置多重转接，频繁更换捆绑手机，远隔千里实施诈骗。公安机关顺线侦查时困难重重。
　　江苏南京市公安机关侦办的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中，诈骗团伙通过Q Q向400电话公司申请17部400电话号码，先后捆绑过70多部手机卡和小灵通号码异地作案。由于作案用电话号码归属广西桂林、南宁、广东湛江、四川成都、海南海口、浙江杭州、山东等地，公安机关辗转6省区行程数万公里，花费4个多月近50万元办案费，才查找到犯罪分子活动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