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12月31日 09:43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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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杰
编者按：
在2010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落马，为过去这一年极不平静的反腐历程添上了沉重的一笔。
而这一消息发布前十天，政协山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决定免去孙淑义山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并撤销其省政协委员的资格。
回望2009年，4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先后“落马”；紧随其后，6月份，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原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接受调查……
据一位反腐专家统计，2009年已有16名省部级高官跌倒在贪腐面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同级别官员“落马”最多的一个年度。
2009年仲夏的一天，几名法学界人士围绕反腐进行了一个有意思的讨论：在贪腐的路上，一些官员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甚至似乎还乐此不疲？
问题由一位长期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发起。他在接触了一些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贪官之后“很心痛”。
“我曾经常常问他们为何要受贿，他们告诉我，这些贿赂其实大多来自于朋友等，碍于情面，在半推半就的状况下，不能不收”，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杨航远在向CBN记者描述自己代理的相关案件时，将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归于社会风气的形成。他认为，真正要反腐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应想办法改变社会土壤，以支撑起良效的反腐体制，而改变这种土壤的途径就是启动有效的监督。
当权力被人间种种美好的感情围绕且以金钱作为“关系”媒介之后，它足以让握有权力者身败名裂。
因此，一些反腐专家似乎早已对哪个贪官落马或者一年有多少高官落马之类的问题失去了兴趣，转而更多地关注法治的完备、制度设计的科学等领域。“由纪检监察层面进行的运动式反腐，在一个阶段或者一定范围内能够起一定作用，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位反腐专家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认为。
这位专家口中的运动式反腐是指有关部门发起的针对建筑、医疗等领域不断发起的打击贪腐活动，相当一部分贪腐案在这些活动中被查处。
“如果反腐体制不完备或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抓再多人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杨航远认为。
反腐专家、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就认为，反腐缺乏的不是制度的内容，而是现有制度要素的整合和理顺，并将之付诸有效地实施而非束之高阁。
另外一名反腐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则向CBN记者表达了“制度创新不应是制度内容的创新，而应是执行制度的创新”的观点，也就是要重视制度的落实和执行。
与财产有关
与权力发生关系的，当然是财产。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因创立寻租理论，将这种通过权力运作而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加以阐述，由此引发了理论界深刻的探讨和思索。
一位地方纪委书记此前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能将官员财产透明化，就能从源头上切断权力寻租的机会，反腐也会因此而变得有力且有效。
其实，中国不少地方进行的反腐经验的探索，也表现出了与这位纪委书记不谋而合的想法。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湖南等地纷纷进行的财产申报制度的试行。
这一制度乍一出现，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专家为之叫好，认为这是中国制度反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可是也有专家表示担忧，认为若没有充分的支持，这种试验很可能如孤船行海，最终必然沉没；另外有专家不置可否，认为有待观察。
去年年初，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b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在关注新疆阿勒泰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尝试。
据悉，在阿勒泰进行尝试的过程中，近乎70％的当地官员持反对态度。湖南一个地方纪委研究室主任则告诉CBN记者，湖南某地所进行的探索最大的问题在于“走过场”，因为一些官员只是例行公事地填写一下表格，很多事先设计的制度并不能产生有效的作用。
根据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曾经的一项调查：93％的调查对象认为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阻力主要来自于领导阶层。
这一调查结果在CBN记者接触的诸多反腐专家、法学专家和律师等人看来，是比较客观的。他们认为，技术层面推进该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缺乏的是一个高层的充分认可和支持。
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起源于1766年的瑞典。当时瑞典公民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该制度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因此又被称为“阳光法案”。
湖南省组织部处长王明高，曾担任国家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重大委托项目《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他在一年前的“反腐败法制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撰文指出，中国必须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
不过，虽然国家层面尚未确定推进该制度的进程表，但是类似的规定一直都在被强调。2009年，国家《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重新拓宽内容。
与此相关，该领域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事项就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新罪名被列入刑法。
亟待完善的监督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产生绝对的腐败。”19世纪，英国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论断至今仍振聋发聩。
为了杜绝这种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腐败，“监督”被纳入政治家们的视野。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提出三重监督的构想，即通过最基本的道德自律、力量制衡和第三方监督来达到监督的目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中国近年来提出打造“阳光下的政府”，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加强的是监督效用的充分发挥。在诸多反腐专家看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制度反腐尤为重要的一个内容。
腐败的滋生赖于权力的过分集中。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明确了通过构建权力制约体制来破解这一难题的方向。十六大的设想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十七大则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在一些反腐专家和行政法学家看来，在我国，要构建有力的监督机制，应该充分发挥人大、舆论和公共参与的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曾多年坚持举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违法违纪的郭光允，就建议国家尽快建立《举报人保护法》，以鼓励群众参与举报，并保证举报的有效性。
任建明则建议通过反腐败机构独立化改革促进法治。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复杂，以党的系统的纪检机关为例，一个可行的方案是：第一步，把地方纪委收归中央纪委，实现中央以下垂直领导。地方纪委可以按照现在的模式设立，也可以按照地区或大区设立；第二步，在中共层面，理顺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纪委的相对独立。
“改革之后，为了提高中央纪委的问责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对于中央纪委的日常监督工作。”任建明认为。
2009年出现的一种新的监督形式就是网络，这种形式以同年10月份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而被网民宣告为“网络舆论监督的胜利”。
一位地方检察官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国的网络生态是否可以支撑起一个健全的反腐体系尚待商榷。他认为，虽然有一些案例让大家为之一振，但是网络上的过度无序和混乱，会引发更多新的问题。由此，他建议在大力发挥网络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完善对网络的管理机制，以实现良性互动。
不过，“第一方监督”的加强可以为这个监督体系打下一个牢固的根基。根据中纪委在去年底发布的《2009-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09年为起点，五年内，纪检监察部门将实现全覆盖的培训，以提高该系统整体人员的素质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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