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本报记者曾经多次采访在深圳举办的高交会以及其他一些类似展会，其中有一辆电动轿车，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始终难以忘怀。

　　那是一辆还在研发过程中的实验车。第一次出现，大约是在2000年的深圳高交会上。当时,在上海某研究机构的展台上，摆放着一辆桑塔纳2000轿车。但旁边的说明上写着，这辆车的外观虽然和桑塔纳2000一样，骨子里却是一辆电动车。工作原理大致是这样：汽车底盘布满了蓄电池，4个轮子各装有一部电机，可以实现“四轮驱动”。技术人员介绍说，通过电力驱动，这辆轿车的行驶速度可以接近每小时100公里。操作上也和传统轿车没什么区别。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轿车，本报记者激动不已，随后就写了报道，对其大加赞赏。当时记者也向参展商询问过车的造价，回答是要比一辆普通的桑塔纳2000贵10多万元人民币，因为“电池价格太贵”。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对这种新型汽车的热情。毕竟，那几年正好是轿车进入家庭的起步阶段，人人都对轿车满怀兴趣，看到一种全新车型，自然备加关注。当时本报记者就想，按照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常理来推断，用不了多久，电池造价就会降下来，到时候，电动轿车可能就会满街跑了。

　　结果却并不是这样。随后几年，这辆车始终“趴”在展台上。本报记者每次见到它，变化都不大。翻看介绍，似乎也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有所变动，但电池造价以及续航能力等关键问题，一直没有多少进展。

　　有意思的是，这之后马路上的电动自行车却多了起来。因为确实存在着速度过快有危险、行驶位置难以明确界定等硬伤，使电动自行车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但是，电动自行车还是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在大街小巷占据了一席之地。细想起来，如果与电动轿车做个比较，电动自行车恰好突破了前者的技术瓶颈――电池续航不足的时候，可以通过人力踩踏解决。电动自行车其实更该称为“混合动力车”。

　　再一次让本报记者关注电动轿车，是去年美国股神巴菲特投资国内某民营汽车企业的电动轿车项目时。当时，国际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金融业的阴霾逐步波及到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刻，出现一桩美国资本投向中国电动汽车的新闻，想不吸引眼球都难。

　　但这次投资后，本报记者曾多次刻意盯着马路看，但始终没有见到一辆真正的电动轿车的影子。失望之余，数年前高交会展台上的那辆车，不免再次出现在记者脑海里。

　　就在几天前，在天津召开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这个“老朋友”再次现身。出席这次会议的科技部部长万钢，不仅系统阐述了我国当前发展电动汽车的诸多优势和机遇，更明确提出，“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世界汽车产业进入了全面的能源转型的时期，电动汽车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这让参会者兴奋不已。一位多年关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华社记者也感慨地表示，这个判断让人看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转折点或许已经到来。

　　然而，在兴奋之余，本报记者依旧惦念着那辆展会上的电动轿车。如果这次会议上的声音能够变为现实，那么这个“老朋友”就真的会在不久之后走下展台，进入寻常百姓家了。思前想后，本报记者还是不免有几分担心：首先，我们虽然在相关技术上有了基础和条件，但如何有效解决积累已久的老问题，给电动车在产业化上带来不小的压力。

　　其次，电动车的市场开拓仍需大量投入。电动车要进入市场，不仅需要技术过关，还要在充电站点、售后养护等方面进行投入。前不久，上海已经把电动大巴投入公交系统进行试运行，但相比线路固定的公交线，电动车如果成了私家车，能否开到哪里都有保障，仍是个问题。

　　第三，目前国家在政策上虽然已经有了鼓励和补贴的明确规定，但补贴的数目还显不足，范围还显不广。对于消费者私人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和鼓励更是远远不够，市场热情还有待催化升温。

　　第四，如果国家明确了大力发展电动车的政策取向，难免掀起一轮竞相入市的热潮。国内国外的“热钱”大量涌入，容易鱼目混杂，如果让一些不合格的市场主体进入到电动车制造业，必然影响产业的良性发展。

　　另外，电动车的发展是选择与国外的汽车业巨头继续合作开发，还是按照已有的基础完全自主研制，也需要有个明确的说法。

　　变总比不变来得好。眼看着待字闺中多年的电动车就要大显身手，本报记者也着实高兴。其实，再仔细听听汽车论坛上另一位政府官员的发言，或许就能踏实不少。如果说万钢部长的讲话更多是关注于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那么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官员所关注的，则更加侧重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要警惕未来可能出现的传统汽车产业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另外，这位官员也提到，新能源汽车政策的出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要充分认识到研发生产电动汽车的高技术门槛，也要防范一些企业借上汽车项目谋求取得生产资质的冲动。

　　有了这样的冷静判断，电动车的未来，或许可以走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