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8月31日 09:03 |
作者： |
王守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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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谦
作为附生于晚清经济格局的食利者，买办尽管稍有救国之心，却无排拒列强、收回利权之力。对他们来说，一边满脸悲戚地“论大清国的倒掉”，一边借助列强“经营”利权，倒是一件既可捞取“爱国”盛名又能稳获商业红利的事情。于是，洋人老板纷纷在买办的接引下登堂入室，在与买办一起谋利的同时，做着谋国的勾当。
刘鹗买办生涯的第一个东家，是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冒险家罗沙第。罗沙第之于刘鹗堪称贵人，不但会给他带来财富，而且还可能帮他实现为大清“开通风气”、“养民兴国”的梦想。因此，一接到福公司要他出任华经理的邀请，刘鹗很快就开始了针对清朝官方的游说。
但是，买办刘鹗并不真正了解他的东家。罗沙第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意大利驻华公使萨尔瓦葛还给予罗沙第外交担保。罗沙第背后是犹太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的最初设想，是让罗沙第设法以利诱方式从清朝官员那里谋取矿业经营权，适度开发后炒作上市，以“中国概念”在欧洲投机取利。只是由于清廷禁止福公司转售矿业权，才不得不从“短期持有”转向“长线投资”。
刘鹗的第二个买办东家哲美森同样别有怀抱。哲美森是福公司在华第二个代理人，英国政府和股东们把他抬出来，一是因为他的前任罗沙第过分强化福公司的意大利色彩，二是希望利用他对中国政经实况的熟稔，加强大英帝国在瓜分中国进程中的竞争优势。
哲美森原为英国驻沪总领事，著有《中国度支考》，对大清财政经济造诣极深。哲美森非常重视刘鹗，但并不依赖刘鹗。他一方面许以丰厚佣金，诱使刘鹗为福公司奔波于清廷上下，针对官员进行私下“公关”，另一方面则从外交渠道着手，不断向清廷施压，敦促对方履行并不合法的办矿章程。这种一明一暗、一公一私的经营手段看似麻烦，却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决策成效，降低政治风险。
刘鹗不但曾与“西洋”东家共过事，而且还为“东洋”老板做过买办。不过和欧洲人相比，这些日本老板多少有些不务正业。因为他们与刘鹗的关系多以经商开头，却往往以政治收尾。
第一个走入刘鹗买办生涯的日本人，是明代迁入日本的福建人后裔郑永昌。此人曾任日本驻天津一等领事，曾利用外交讹诈手段，使天津马家口地区沦为日租界。辛丑议和结束不久，郑永昌就找到刘鹗，希望由后者运动东三省官员，开发当地各项产业。事败后，两人成立海北盐公司，由吉林向朝鲜走私海盐。不过，郑永昌并不像刘鹗那样把商业放在心上，因为他一直肩负着随时向日本外务省秘密报告中国舆情的重任。
刘鹗的另一个日本老板，是先后两次与其合作的中岛真雄。此人先后两次出现在刘鹗的日记里，分别是与刘鹗谋划成立化肥厂和烟草公司的事宜。他的身份没有郑永昌显赫，活动也更为隐秘。从1891年开始，他先是在湖北汉口的日本药铺乐善堂从事间谍活动，后又以报人身份刺探中国情报。中岛真雄所创办的《顺天时报》，一直从日本外务省领取“机密费”，甚至直接接待来华刺探俄国情报（日俄战争时期）的军部“特别任务班”，因而被周作人称为“日本帝国主义机关”的报纸。中岛真雄的工作如此繁忙，他与刘鹗的化肥厂和纸烟公司自然有始无终了。
除此之外，刘鹗还与山田纯三郎、曾根俊虎、内藤虎次郎等人交情笃厚。他们或者有商业范畴的往来，或者有基于收藏同好的私谊，但其目标均不单纯。山田既是上海大仓洋行的高级职员，也是日本在东北的间谍机构“满铁”的重要人士。曾根俊虎曾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是以日本松昌洋行为中心的华东间谍网的主要首脑。内藤虎次郎早年以《朝日新闻》记者身份来华“考察”，此时正在按照日本驻华大使小村寿太郎的命令，在京策划日俄战争后对中国东北的经营。
刘鹗与日本商界和文化掮客的交往之所以受人质疑，是因为除了个别企业之外，双方尽管互动热络，却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营。但是从刘鹗日记的记载来看，他却备受日人宠爱。不但日本驻华大使小村寿太郎曾以专车邀饮，而且日本公使内田康哉也携夫人与刘鹗夫妇互有拜访。刘鹗因案被抓前夕，他的老板郑永昌自清朝外务部截获密报，就立刻与三井洋行的御幡雅文、日本驻上海领事村山组建起了一个高效的救刘关系网。
以刘鹗的身份和地位，竟然能使日本进行如此级别的人事动员，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若考虑到此前高子谷、钟笙叔向日本出卖清廷绝密情报一案，事情或许会明朗得多――高、钟二人是通过刘鹗结识他的日本“东家”的，不管刘鹗是否知情，他都可能是二者进行情报交易的最好买办。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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