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7月27日 09:48 |
作者： |
王守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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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谦
英国福公司的矿区，主要位于山西、河南两省交界的太行山麓。要售煤获利，就必须修造自晋豫两省至长江口岸和京津地区的运煤铁路。所以，当它在1898年6月取得河南矿权以后，就在合同中写明：“福公司如需开浚县河港、修造铁路接至干路或河口，可在禀明河南巡抚后自行筹资兴建。”
按照合同以及中英双方的最初约定，福公司原希望它的运煤铁路从山西泽州出发向南，在湖北襄阳接至长江口岸。当它发现襄阳并不合用之后，要求取得自泽州至南京浦口的铁路修筑权。这明显是违反合同的，而且也可能影响芦汉铁路的利益。由于这条铁路是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向比利时借款修建的，所以他先后致电王文韶和庆亲王奕劻等人，反对福公司另行改路。
刘鹗作为福公司买办，不但负有为其沟通高官、谋取利益的使命，而且也利用“关系”优势，充当了英国人观察晚清官场情势的晴雨表。这既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自保的需要。当清廷内部发生戊戌政变、保守势力暂时上升之后，刘鹗立刻就躲了起来。福公司也转趋低调，不再声请泽浦路权，而是要求暂先修筑贯穿豫北矿区的道清支线，即“由清化起经由卫辉通往卫河上的道口，以便到达运河”。
尽管此时福公司开矿和修路的申请已被搁置，奕劻仍然拒绝响应河南官绅的要求，取消福公司开矿修路的合同。这说明，刘鹗和福公司只是暂时蛰伏而已，其公关手段仍然在暗处发挥作用。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刘鹗加快了为福公司谋取“改路”权的步伐。为探知清廷高层对于福公司改路一事的态度差异，以便随时因应和各个击破，自1901年2月至年底，刘鹗就常驻北京，在各王公府第之间穿梭往来。在行贿和受贿的交易中，更多官员成为刘鹗谋取商业机密的一环。
1901年初，刘鹗首先推荐自己的弟子——留英学生丁问槎给肃亲王善耆做了秘书。由善耆引荐，刘鹗第一次见到了奕劻，并在后者祝寿那天，送去了两件昂贵的青铜器——“‘九如’一座，‘绾绰眉寿卣’一具”，取得了面陈机宜的机会。
刘鹗显然了解福公司改路一事的敏感性，所以没向奕劻提起此事，而是避重就轻，希望奕劻能在减轻福公司税负的问题上给予支持，以此试探奕劻的态度。结果，不但福公司税负减少，而且奕劻也对福公司改路一事“面允”协助。
为进一步坐实战果，刘鹗还托好友徐次舟和李经方传话，拜访了病中的李鸿章，希望后者向奕劻施加影响。徐次舟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颇受李鸿章信任。李经方则是李鸿章的长子，早就被刘鹗拉进了生意伙伴的行列。所以结果也令人满意，“相国（李鸿章）允代向庆邸（庆亲王奕劻）说项”。
但刘鹗不放过任何一个说项的机会。他先是到外务部拜访军机大臣兼督办政务大臣鹿传霖的门生李仲平，得到了“鹿处可不生阻力”的保证。后来又运动胡燏棻，“怂恿其帮忙也”。胡曾历任新军和总理衙门要职，此时则担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在福公司改路一事上也有发言权。当他得知醇亲王载沣要出访德国时，就立刻电告福公司的“首代”罗沙第，等载沣返程时予以接待，争取载沣对福公司改路一事的支持。
不幸的是，由于张之洞和盛宣怀对福公司改路一事坚决反对，奕劻也变了卦。有幸的是，张、盛二人的电报刚到北京，刘鹗就从王文韶、善耆和奕劻那里拿到了电报底稿，因此一切都还来得及。
刘鹗能在第一时间搞到这种极其绝密的官方文件，并使福公司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完全依赖于他在高层官员府邸内的“关系”。其中，有王稚夔和王钧叔兄弟俩——他们分别是接替李鸿章掌管外务部的王文韶的子侄，都拿过刘鹗的贿款。还有高子谷和钟笙叔——两人都在外务部任职，是刘鹗密友，前者还是刘鹗妻舅、王文韶的孙女婿，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
为了彻底击败张之洞和盛宣怀，同时使奕劻甘心为福公司效力，刘鹗首先拜会了王文韶。他带着万金支票找到高子谷和王钧叔，“托其问仁和（王文韶）其意云何”。很快，刘鹗就得知，王文韶保证“改路事，势在必办，断无他说。即盛杏荪（盛宣怀，字杏荪）来电亦称势在不得不允”。
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清流派领袖，与刘鹗的“关系户”李鸿章等人素来不睦。为保险起见，刘鹗托他的亲家王伯弓和毛庆蕃向翁同龢行贿和游说。王伯弓和毛庆蕃都与翁同龢相熟，前者是翁的门人，后者则为翁的亲信下属。在当天的日记中，翁同龢写道，“（刘鹗）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
除此之外，刘鹗对一些官阶稍低的官员也不放过。他先后拜会了外务部右丞瑞良和掌管铁道事务的官员徐进斋，而后者正是时任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的部下。有了他们，刘鹗可以从各个角度、在最大程度上缩短自己与高层决策的距离。
尽管没有资料显示，上述所有官员都在福公司改路一事上支持了刘鹗，但后者不留死角、有佛即拜的公关手段，至少避免了他们与盛宣怀等人一起同声反对。
八国联军打击后的晚清政坛，已经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向西方叫板。何况刘鹗还有天津《日日新闻》报（原《国闻报》）、上海《时报》等新闻媒体为其摇旗呐喊，任何敢于拒绝“对外开放”的政治表态，都可能会在举国向“西”的声浪里显得不合时宜。所以，在奕劻向刘鹗索要了30万银圆的巨额贿款之后，福公司改路一事很快就以变通的方式得到了解决。1903年，道清铁路建成通车。由英德两国贷款修建的津浦铁路也开始兴建。
据说福公司股东洛希尔家族有一句经营箴言——“金钱一旦作响，坏话随之戛然而止。”不过，买办刘鹗在晚清官场的成功公关，清廷官员的受贿和泄密行为，与其说显示了金钱力量相对于官场规则的强大，不如说证明了国家利益边界的无序化。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教师，著有《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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