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深圳发展银行行长特别顾问、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兰克·纽曼

文/本刊记者岳冰清
　　
　　5年来，出于职业需要，我只在媒体上留意法兰克·纽曼的言行，从未有过采访他的意愿。因为我觉得，纽曼不过是中国银行业的历史过客，结账之后，一拍两散；其次，用5年的时间改造像深发展这样积重难返的银行，不能期望过高。但我非常渴望看到结局，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一次破冰尝试，参与其中的各方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2009年夏天，中国平安投资深发展，我为此向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讨教。他说：“你见过纽曼吗？有机会见见吧，近距离接触他，你会有不同的看法。”之后，我向深发展提交了采访提纲，但石沉大海。最后，那份提纲以《未答之疑，未解之惑》为题发表在本刊2009年第七期杂志上。16个月之后，那份提纲放在纽曼面前，我坐在他的旁边。1个月后，他将彻底卸任在深发展的所有职务，告别在中国的这样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在飞机上，我有一个浪漫的想法，这会不会是您在中国最后一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2010年11月3日上午，在深圳发展银行总行，握住法兰克·纽曼的手，记者和初次见面的老银行家开个玩笑。
　　“预测未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露出招牌式的可爱笑容，“不管怎样，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您交流一下。您清楚，我现在已经不是深发展的代表，而且您也非常清楚，我从来都不是新桥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交谈的所有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记者回应道：“这将是一次轻松的访问，作为独立人士，您可以畅所欲言。既然预测未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我们就从过去的事开始吧。”
　　顺风飞翔也要有自己的引擎
　　《当代金融家》：过去的5年里，可能有些事是您预料到的，而有些事是您意想不到的，哪些事出乎您的预料？
　　纽曼：首先，中国的环境本身非常复杂，况且它一直处于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我非常喜欢中国，它能保持这样快速的发展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并没有料到对深发展的改造能够如此迅速，成效如此显著。我所经历的案例中，深发展的进步是最快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深发展的员工们。这绝不是客套话，我确实这么认为。对一家具备相当规模的银行来说，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而且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员工的素质和态度非常重要，深发展员工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他们需要的是一些来自外部的帮助，以及对一些事情的了解，而我正好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很快就了解了一些经验，很快地恢复过来，很快地进入状态，他们的精神和热情都非常高涨。
　　其间，监管者密切关注深发展，且给予了我们足够的耐心。我没有办法代表监管机构发言，但是我感觉，对他们来说，关注深发展就像关注一场实验，看看我们是否能够自己把改造任务完成。
　　《当代金融家》：对深发展的改造成果超乎想象，这与中国的经济周期有没有直接关系？
　　纽曼：在一个向好的经济环境中整治一家坏银行更容易，这是肯定的。但是，外部环境的向好不是唯一的原因。世界上有很多银行，尽管经济很好，还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一个更好的经济环境，对银行的改造会有帮助。我应该写一封感谢函给温家宝总理。
　　过去的5年，如果我每天打高尔夫，银行能不能自己就变得更好？如果能，我就不需要工作了。在深发展所做的变革都是必须要做的。这有点像在空中的飞翔，如果正好顺风，能够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但是这架飞机必须要有自己的引擎，它不可能完全凭借风力。
　　员工渴望变革
　　《当代金融家》：和以前改造过的银行相比，深发展是不是一个特别难改造的银行？
　　纽曼：深发展有很多问题，但它最大的优势在于人，不仅仅因为他们非常聪明，而且他们有一种渴望变革的状态，这在很多银行是没有的。我在其他地方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你要去推动员工，强迫他们更努力地工作，以达到变革的目的。但在深发展，大家一旦理解了变革背后的逻辑，明白了我们的计划，大家就会说，“好吧，计划就是这样子，让我们抓紧时间干吧”。
　　《当代金融家》：换个角度理解，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员工可能更容易被调动，或者说更没有主见？他们有点像战士，令旗一挥，冲锋号一响，就齐步朝着一个方向走，他们可能并不思索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纽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在其他地方见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有个命令说“朝北走”，他们就直接往北走了，即便在路上发现前面可能有座山挡住了去路，也继续往北走。
　　在深发展，大家的参与感会更强，如果在路上发现了障碍，会一起商量，这个方向不行，转到另一个方向。开始时，大家可能对我是“畏大于敬”，言听计从。我想，是不是大家在等着我给他们更多的指示？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们具体的指示，除非我们一起商量，才能给出具体的指示。逐渐地，大家就非常习惯参与讨论了。
　　《当代金融家》：在改造过程中，您先后经历了15亿贷款失踪、股改，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央行调整了货币政策，除了这些，还有哪几个结点给您的印象特别深刻，您又是如何把控的？
　　纽曼：是，这个时期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还是在中国发生变化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有一个例子就是上市公司的治理，董事会能够承担责任，在这方面的进步中国花了5年得以实现，而在其他国家可能要花20年。
　　平衡关系
　　《当代金融家》：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感觉，在整个过程里，最难的可能是处理各种关系，除了银行内部的关系，还要处理和投资者、股东及监管者的关系。处理哪种关系更棘手呢？
　　纽曼：对我来说，为什么工作很忙，就是因为内外关系都要处理好。我们确实有一些本土的银行人员，比如有专人负责媒体关系、投资者关系，希望我们的投资者、媒体记者能够得到银行最充分的信息，但为了有很好的事实跟大家分享，还是要练好内功。当然，有很多变革是需要员工自己去应对的。我经常跟员工分享保持适应力的重要性。这条行训事实上是非常基本的原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细节要因时而变。
　　还有一点，对所有的管理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领导力。一个好的领导，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赢得大家发自内心的尊敬，也要赢得他们的精神，要和团队分享愿景，要树立大家的信心，要营造倾听的氛围。每一次任命了新的分行行长，我就会跟他们谈谈。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当他跟管理团队一起工作时，在谈到原则问题时，分行行长应该第一个发言；在谈到具体业务时，最后一个发言，因为他应该倾听员工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判断。
　　《当代金融家》：我总是在媒体上看到您一再地畅谈深发展的未来，而回避深发展的当期。因为，您想让大家相信，跟着您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您的信心非常有用，不但鼓励了员工，也鼓励了投资者，几年里，深发展的股价节节上升。我非常想知道，您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您为什么如此乐观呢？
　　
　　纽曼：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既往的经验，中国银行业的基本面非常良好，深发展身处这样一个大环境—一家银行只要治理得当就能有很大的成就。此外，在我授命为深发展的首席执行官之前，我做深发展的独立董事已经有5个月时间了。在那5个月里，我有机会跟其他董事共事，对深发展当时的管理团队有一些了解，也接触了银行里的很多人，我对自己说，用我的经验，只要给大家一些指引和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对此我从来没有过怀疑。
　　我一直都在努力实现平衡，这对银行来说非常重要，对成功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有很多因素都必须要加以平衡，我们必须要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在过去的5年中，深发展的员工数量增长了两倍，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从业者来说，不仅仅要把自己的银行经营成功，还要履行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责。
　　《当代金融家》：过去5年来,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规模整体都在扩大,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中国银行业的效率。与其说您改造的是一家银行,不如说改造了这家银行的人。
　　纽曼：是，这点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觉得我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更是一个老师。我从来不认为如果一家银行过度依赖我或是其他某个人是一件好事。我想，最好是从某个人身上学到足够多的经验，不管这个个人日后如何变化，银行将来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前进。深发展不仅仅是引入了新的实践、流程和政策，最重要的是，大家非常清楚这些新举措背后的逻辑，以及它们最主要的核心内容。
　　重要的是具备经营好银行的认识
　　《当代金融家》：新行长理查德·杰克逊说，深发展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一是贸易融资，一是信用卡，还有就是注重于企业声誉和品牌的建设。从这个表述来看，和深发展以前的发展思路明显不同了。在这5年里留给深发展的哪些经验可能会伴随着深发展更长远地发展下去？
　　纽曼：首先，我对理查德的评价非常高，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银行家。在过去的5年中，深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我相信大家可以为过去5年深发展所实现的成就感到自豪，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家具备了如何才能更好地经营银行的认识，以及大家共同努力去实现任务的成就感。深发展现在的主要经营数据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银行的人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而且前提是没有依赖政府一分钱的资助，欧美的很多银行必须依靠政府的救助才能摆脱困境，而深发展依靠自己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2005年的时候，深发展如果出去招人是件非常棘手的事，人家会说，我不太清楚这家银行的未来怎么样，我知道这家银行有很多问题，等等。但几年之后，情况大有不同，很多人一方面非常感兴趣地想加入深发展，与此同时，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断地试图从深发展挖角。
　　《当代金融家》：深发展的哪些经验可以复制到其他银行？
　　纽曼：在深发展实施的一些流程、程序，一些管理资产负债和绩效管理的工具，以及垂直管理、稽核、信贷等方面的经验，这些对其他银行有借鉴作用。当然，也需要根据每个银行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加以调整。但是，很多基本的东西在中国是适用的，在其他地方也适用。
　　《当代金融家》：您改造了深发展，深发展改变您了吗？
　　纽曼：当然。在深发展的经历让我变得更有耐心，由于我对世界不同地方的了解，可以站在更宽广的视野上，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不断地学习，学到新的东西。
　　我每次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生时，就会想，有些我做得还是不错的，但如果用我现在所知道的经验，再回到那个时候去做的话，我能够做得更好。
　　如果说我在过去5年之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那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对我来说，在这5年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学会说普通话。
　　改造影响银行发展的深层次要素
　　《当代金融家》：对您来讲，进入之初就意味着5年之后要结账，您要有方法和目标，您实现了既定目标吗？
　　纽曼：因为我有治理问题银行的经验，所以，一开始我就非常清楚，我需要的是什么，寻求的是什么。如果一家银行有麻烦，那就一定意味着存在很多看不见的、潜在的、根本的原因导致它出现麻烦，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变革。以前，有一位监管官员做过一个比喻，用这个比喻形容深发展的改造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在改造银行的过程中，并不能停止经营银行，这就像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驾驶一辆大卡车，在前进的过程中修车，而且是大修。
　　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所有行动建立指导原则。我给大家树立了一个行训—诚信、专业、服务、效率。每个人都要了解这不仅仅是贴在墙上的座右铭，它是有实际意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的银行业有个传统，银行治理非常分散，以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分散化程度这么严重的情形，如果以这种方式经营银行，是非常危险的。把与当地客户打交道、做营销的权力留给分行没问题，但我们集中了银行的信贷、财务和稽核等一些最主要的控制功能，这些变革在最初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我们的主要变化在于绩效评估，以及与之相挂钩的薪酬体系。原来的奖金和薪酬设置并不与业绩挂钩，有些时候员工拿到奖金仅仅是因为他们按时上班了。我们改变了绩效评估和薪酬体系，使业绩表现和薪酬都和员工所实现的业绩和目标相挂钩。我们也引进了一种标准，称为“平衡计分卡”，可以衡量员工的表现，尤其是管理者的表现，这些衡量指标不仅仅包括利润的实现情况，还包括风险管理、信贷管理、运营管理等几个方面，以至于产品的开发能力、客户服务、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包含在持续不断的改造中。
　　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不良贷款、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情况。但是，从银行发展的长远角度出发，我上面提到的事情，也许是影响银行发展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对这些事项的改造是有难度的，富有挑战性的。
　　《当代金融家》：在这5年里，深发展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非常少，包括IT系统建设、员工的培训，几乎没有给股东分红，您是如何控制运营成本的？
　　纽曼：我们没有给股东分红，这对一个极端需要资本的银行来说，并不是件很奇怪的事。事实上，一些资本充足率非常低的银行，停止给股东分红，以补充资本，这是世界各地比较常见的做法，银行需要用盈利去夯实资本基础。对银行来说，盈利才是补充资本最重要的基础来源。
　　至于其他的固定资产、IT设施、员工培训，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一些误解。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错觉，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目标和计划一直都着眼于打造银行的未来，董事会也做好了随时的准备，提供银行发展所需要的任何投资。
　　但是，真正的关键在于“做什么和如何去做”。对我们来说，可以分配给IT发展所需要的任何财务预算，但是我们一定要确确实实地知道，这个预算要用来做什么，怎么去做才会真正发挥作用，而这是需要花费时间和思考的。但是，这绝对不是欠缺资金的问题。
　　《当代金融家》：深发展最新的三季报已经出来，在运营成本方面开始上升，理查德·杰克逊的解释是投入了基础设施及IT建设。5年里没有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会不会拖深发展的后腿？
　　纽曼：在过去的3到5年当中，我们事实上在IT建设、员工培训及运营改造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现在相比，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受限于低资本充足率，监管机构并不允许我们开设分行，而且开设支行的速度也远远受到影响。
　　《当代金融家》：在您的任期内不良率逐年下降，但是考察不良贷款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我非常希望您在大洋彼岸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深发展的不良率依然持续下降。
　　纽曼：是，我相信深发展的信贷团队会为2005年以后发放的新贷款的质量感到自豪。就像您刚才说的，检验贷款的质量是需要时间的，对任何一家银行来说，一定会存在不良贷款，但如果银行本身的基本面良好，不良贷款不会成为问题。
　　深发展要经历新的变革
　　《当代金融家》：平安与深发展的重组，很可能最后涉及银行名称的改变，这是您当初设想过的结果吗？纽曼：我们知道存在这种可能，这是市场和业务决定的，只要我们的客户依然得到良好的照顾，我想客户应该不会有意见。
　　改名字与否的决定应该是其他人做出的，不是由我来做的。
　　《当代金融家》：您对深发展今天的结果满意吗？
　　纽曼：我希望深发展将来越来越好，继续前进的步伐。其实，深发展刚刚经历完一个很大的实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要去经历一个新的变革，这一次是在一个更综合的金融平台之下，这是新的理念，也是有挑战的，但我相信它会成功。
　　有时候，有人问我在美国进行的那些实验，比如花旗银行之前跟保险业联系紧密，危机中也遇到了麻烦。我非常了解花旗的管理层，我不认为是由于跟保险结合起来才导致了花旗的麻烦，危机中，保险业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事实上，问题的根源在于花旗的投行业务。
　　监管者应关注规则背后的原则
　　《当代金融家》：如果您是银监会的官员，5年前，您会批准新桥入股深发展这个交易吗？
　　纽曼：是的。
　　我没有办法清楚地知道监管机构的想法，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是想把深发展作为一个尝试，当时有若干银行出现了问题，需要某种程度的帮助，我相信他们对不同银行找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有的银行可能会比其他银行需要更长的时间康复。他们给国外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把深发展扭转过来，这样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
　　监管部门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们给予了改造者足够的耐心。5年前深发展的不良率非常高，而同时资本充足率非常低，这极大地阻碍了银行的发展。但监管部门还是给了银行一个机会，让银行自己去补充资本，解决问题，这种做法非常明智。
　　我在美洲银行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富国银行时，我接到了加入美洲银行董事会的邀请。当时，美洲银行盈利下降，资本匮乏，堆积了大量问题贷款。我成为美洲银行的副董事长后，去拜访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沃尔克抽雪茄，我也抽雪茄，在他的办公室，我们边抽雪茄边谈论。如果当时的监管者强迫银行按照市值处理不良资产，股东权益就荡然无存了，银行的资本就荡然无存了。沃尔克非常明智，他说，我们给你一点时间，看看你能不能把银行业务扭转过来，这期间我们会密切关注，确保你们在做正确的事。这个策略非常有效，几年之后，这家银行变得非常成功。这也是非常好的一课。
　　《当代金融家》：5年前，如果同时有美国花旗银行、中国平安集团和新桥投资，您认为监管者选择哪家机构更合适？
　　纽曼：我不会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央行对利率进行管制是非常好的做法。这样做有两大好处，第一是允许银行通过自己的盈利补充资本；第二是银行能够抵制其他利润的诱惑。在很多国家，由于银行发现通过基本业务很难获得合理的利润空间，因此不断地想主意，试试这个，试试那个，然后就开始涉足很多高风险业务。而中国央行的做法至少能够保证银行基本的业务有合理的利润空间，可以阻止银行过度竞争。
　　一个健康的银行业对任何国家的经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由市场完全决定利率，太过冒险了。
　　《当代金融家》：5年来，您对中国的监管部门，尤其是中国银监会的赞誉时常出现在媒体上，但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管机构，我们的水准还有待提高，请您给中国的监管部门提一些建议？
　　纽曼：中国的监管机构做得非常好，在变革方面，当然还有一些工作在进行中。现在中国很多的监管都基于规则和制度，这些规则是非常有效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在这些规则的管制下，中国避免了其他国家所出现的很多问题。但是，随着发展的需要，应该超越规则本身，更多地关注规则背后的原则，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日益复杂，已经不可能针对每件事都有具体的规则，尤其不可能用一条规则去适用所有的银行。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加拿大，在本轮危机中，加拿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银行业没有受到影响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加拿大的监管机构与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能够密切地、共同地合作。加拿大的监管也有具体的规则，但他们不仅仅依赖规则，而是监管机构会跟每家银行的领导坐下来讨论，倾听银行家的风险管理观点，熟悉银行的情况，了解银行打算如何处理问题，这就需要监管的水平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同时也对银行管理者的水平有更高的要求。
　　中国的现代银行业历史比加拿大短，对监管机构来说，下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未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制订规则相对容易，但要应对更复杂的情形有必要尽早实现这个转变。
　　《当代金融家》：金融危机以来，大家都在反思西方的监管经验，甚至有走回头路的迹象，中国应该从西方的监管经验中汲取什么呢？
　　纽曼：欧美的监管机构应该更多地向中国的监管机构学习，在中国，基础建立得非常好。比如我的女儿和女婿在纽约买了一套公寓，在美国他们是不需首付的，完全100%的按揭；在中国，银监会可不允许这么做，我觉得美国的监管机构也不应该允许这么做，我希望在将来银行监管还是要回归到一些很基本的方面。
　　欧美的一些银行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银行的一个很基本的职责，就是为客户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管存款。与此同时，还能够对这些钱进行非常有效的分配，把钱交给真正好的借款人，分配资源是银行非常重要的职责。如果说银行是出于某些关系或其他原由把贷款借给一个不能很好运用资金的人，这样不仅会伤害银行，也会伤害到经济。很多西方的银行对基本面关注得太少了，对交易反而倾注了更多的热情。
　　另外，在这次国际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虽然加拿大紧临美国，但其银行业确实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这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幸运的人
　　《当代金融家》：从您的履历看，好像1995年之后的人生更有趣，因为您先后改造了3家问题银行。
　　纽曼：我有一个非常幸运的职业生涯。我在富国银行时，它的运转是非常良好的。当时，我接到去美洲银行工作的邀请，那个时候这家银行面临很多挑战，但我们成功地战胜了挑战。然后，我去了财政部，那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历，由于能为国家做贡献，感觉非常好。财政部的工作千头万绪，非常繁复。之后，我得到去信孚银行工作的机会，那也是一个麻烦缠身的银行。逐渐地，人家就给我这样一个称号—银行修理工，说我是有能力清扫麻烦的人。当然，我在深发展的经历也非常美妙。回过头来总结我自己，我觉得还是非常幸运的。
　　我的一生中，有两个地方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一个是财政部，还有一个就是深发展。在深发展的工作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我一方面努力工作，教会大家怎样更好地经营银行，帮助大家建立自己运转银行的知识基础。与此同时，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因此，我必须保持开放和倾听的状态。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说，过去的5年中，我了解了很多很多中国的事，但是可能需要再花100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
　　《当代金融家》：来之前，您所了解的中国，和亲眼看到的中国一样吗？
　　纽曼：当然大有不同。我以前对中国有过几次访问，这是远远不够的。在美国或欧洲，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中国。我回到美国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在中国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国的理解。
　　《当代金融家》：您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之一，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
　　纽曼：我还是希望我能够花很多时间待在中国，我当然不知道我还会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事，但我还是希望我跟中国的联系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当代金融家》：刚来中国时，您和夫人买了一幅油画，那幅画出自一位不知名的中国画家，您打算继续收藏呢，还是在合适的时机将它卖掉？
　　纽曼：我不会卖掉，我很喜欢那幅画，我会一直保留下去。这个油画自然会变得更有价值，可能就像我们的团队，对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在于大家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