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的五大风险中，属于信托行业内部风险的是内部治理风险，属于金融行业内部风险的是高杠杆风险、输入性风险以及畸形风险收益结构风险，属于中国经济体系范围的是经济结构风险。对这些风险进行归类后，我们也就能找出相应的破解之道。

　　信托行业内部的风险是短期就可以得到治理的风险，金融行业内部的风险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在中期内有望得到缓解，而由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带来的风险则只能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在长期内解决。

　　因此，从法规制定和行业管理上，我建议首先加强信托公司内控和风控体系建设，对信托项目的流程和标准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同时建立问责制，力争在每个项目上都可以追溯到风险源头，以强大的法律约束规避道德风险和专业能力的风险。

　　同时，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最近，这一进程已经被“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大大加速，市场倒逼改革的局面已经出现)，尽快消除“监管套利”等人为造成的风险因素。提高信托业资本充足率标准，降低杠杆比例，同时坚持严控银信合作，堵住风险输入信托业的通道。

　　至于投资拉动型经济造成的结构性风险，目前尚无更好的办法，只能期待中国经济转型能够早日实现。

　　那么，在对信托业进行的调控中，我们该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还是激进一些呢?我个人更倾向于“软着陆”。

　　在年初“至诚金开1号”兑付危机悬而未决之时，有很多声音，尤其是来自国外金融机构的声音，呼吁打破“刚性兑付”。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刚性兑付”从根本上违背了信托的本质，他们将打破“刚性兑付”视为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的正确一跃。

　　但是，一个正确选择必然是无法脱离现实背景的。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打破“刚性兑付”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信托业的边界，而关乎金融稳定大局。中国投资者对“刚性兑付”的强烈预期支撑着信托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从2010年年末的3万亿元飙升至2013年末的超过10万亿元。换句话说，中国信托资产存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尽管具体比例无法精确估算)是建立在“刚性兑付”这一信念之上的。如果某个信托产品最终不能按约定偿付，绝不会被投资者视为个案。一旦投资者的“刚性兑付”信念被摧毁，信托这种资产类别可能会被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抛弃，甚至引发与银行挤兑类似的信托资产挤兑，进而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有媒体评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诚金开1号”可以被看做一个巨型炸弹的导火索——监管层在处理过程中需要像“拆弹专家”一样格外谨慎。

　　因此，坐视信用事件发生，通过“恶治”重塑市场纪律的论调看似有理，其实却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金融风险的累积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却经常以疾风暴雨的方式突然出现。因此，在出现行业危机端倪之时，首先要维护市场的总体稳定，不能采用“休克疗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至诚金开1号”的危机最终得到化解体现了监管层的智慧。

　　对于信托业的行业治理，我认为应该通过“稳存量、控增量”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对信托业进行一定程度的降温，避免过快而无序的“野蛮成长”，调整信托公司的业务结构，进行“去银行化”。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将实体经济转型、金融市场改革和信托行业转型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才是化解中国信托业危局的最终解决之道，信托业也只有在这三位一体的改革过程中，才能找到其在中国经济整体中正确的定位与角色。

　　(作者系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高级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