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初出茅庐的杜尚以实物自行车轮作为艺术品表现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自那时起，“现成品艺术”存在了整整一百年。站在此时的中国回望，杜尚在艺术史中的意义愈发彰显

     [ “这样允许一个现成品成为艺术品，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它激发人们的想法：原来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但是经过艺术家选择、确认的东西却可以。”瑙曼说，“即便在今日，这也是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想法。” ]
　　杜尚身材高瘦，眉眼清冷，配上挺直的鼻梁、宽阔的额头，薄薄的嘴唇习惯紧闭着，看起来严谨而不失优雅。端详这样的外表，你大概很难想当然地把他与“当代艺术”联系起来，更不会想到，当代艺术史上许多最先锋、最开拓的作品都来自于他。
　　他看起来确实更像一个“棋手”。从1927年开始的五六年里，杜尚参加了三十多个国际象棋的正式比赛，包括法国锦标赛；还曾四次代表法国参加奥林匹克团体赛。同时，他还给杂志撰写棋艺专栏，与一个德国棋手合写了一本国际象棋残局专著。
　　这位成绩卓越的业余国际象棋爱好者如此沉迷方格世界，而与此同时，他对艺术世界已经产生了厌倦。在与友人的信件中，杜尚说：“这里（巴黎）的艺术市场真叫人看了恶心，画家和作品的起落简直就像华尔街的股票。”
　　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一战，艺术上的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被布勒东所倡导的超现实主义取代，因为后者正好迎合了法国人在战后力求复苏和开启重建的心愿；但其政党式的组织方式却引发了众怒。艺术界一团乱。从这时起，当时已经成为“知名艺术家”的杜尚明确地表示，要让自己“从艺术中出局”。
　　这位儒雅而智慧的艺术家，究其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出世态度。他为一堆混杂灰暗的长条色块取名为《下楼的裸女》，给小便池签上假名送去展览，在《蒙娜丽莎》的脸上画出胡须，在一大块玻璃上仔细描绘出器械图——所有这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创作都在大声地向当时所流行的艺术风格说“不”。
　　他的艺术创作从不重复自己，没有创新的时候，杜尚选择用最纯粹的方式去“复制”。近五十岁时，他开始着手准备制作自己的代表作品集。而这个经由杜尚精心构思，前后花费三十年制作装配完成的盒子，再一次颠覆了以往的所有。
　　这就是著名的《手提箱里的盒子》。从即日起到6月16日，这个了不起的盒子出现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和“便携美术馆”一起呈现的还有另外三十件杜尚作品的复制品和印刷品，以及对应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此次展览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最全面的一次杜尚作品展。1913年，杜尚以一个实物自行车轮作为艺术品表现运动，颠覆了传统审美——到如今，“现成品艺术”在世界上存在了整整一百年。站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回望，杜尚在艺术史中的地位愈发彰显。
　　手提箱里的盒子
　　在展厅中央，人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皮革的手提箱。箱子由杜尚设计为带有复杂的夹层、拉页与展示区隔，它被打开成最大化的样子，可以向观众全面展示里面装带的微缩模型（如小便池、玻璃空气泡、打字机罩子）、缩小印刷在纸上的画作，以及复制的照片。
　　里面总共有80件作品，涵盖了艺术家近三十年之间的创作。这套图片和模型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参考资料，“是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作品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微型回顾展。”策展人弗朗西斯·瑙曼（Francis Naumann）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杜尚从1935年开始创作《手提箱里的盒子》系列，于1941年完成初版，总共有300个。1968年杜尚辞世以后，此作品由其遗孀阿蕾柯西娜（Alexina）最终装配完毕。在杜尚余生中，它们以不同的版式面世。最先制作的20个盒子都装在皮质手提箱内，故此称为《手提箱里的盒子》，由于其中各自装有一件原作，故被视作“豪华版”。
　　这时的杜尚对艺术没有新的想法，要表明的态度已经都在作品中表达清楚。但是他又不肯重复自己，于是干脆停止创作。而做这些极其精细的复制品时，可以让自己回顾从前的思路：怎样从野兽派的画作中跳脱出来，进入立体派深海；又是怎样开始用生活中的现成品当成艺术，继而走上搞怪的行为艺术，最终找寻不同材质去作画。
　　“杜尚的作品必须放在他思路的‘上下文’中去看，才能够了解它们的意义，单独看则常常会让人莫名其妙。这就是为什么杜尚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集中在一两个收藏家、美术馆的手中，不要流散开去。”瑙曼先生是研究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时期艺术的权威专家，他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杜尚的原作都集中收藏在美国费城美术馆。
　　温和的破坏者
　　1887年，杜尚出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小镇布兰维尔。爸爸是镇上的公证人兼镇长，有个殷实体面的家庭，氛围宽松而和谐。两个哥哥纷纷前往巴黎追寻艺术之梦，于是三弟也受到了鼓励，毅然跑去投奔兄长。
　　20世纪初期的蒙马特就好比是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远离闹市、条件简陋，但聚集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比如毕加索。杜尚在这里见识了大世界与艺术圈的小社会，吸收各种画派风格，结识同伴、了解艺术市场。
　　这个时期的油画作品《父亲》有着结实的“塞尚式”形体，以及强烈的“野兽派”色彩。于是很快地，杜尚就被接纳进了“新艺术家”行列。之后，他开始利用毕加索所倡导的立体主义分解手法去研究运动中的形体。《下楼的裸女》虽然有着这样香艳的名字，但其实画面上只有重叠凌乱的线条、单调灰暗的色块——此作当时遭到画廊沙龙的拒绝。
　　“结果，他决定，与其说再试试其他途径进入沙龙展览，倒不如干脆带着《下楼的裸女》一起逃离整个传统艺术世界。”瑙曼说，“而后，他再也没有想过传统的绘画和雕塑，反而一直在挖掘怎样用可以替代的方法。”
　　比如作品《大玻璃》，不是画在帆布上，而是画在玻璃上；不是用普通颜料，而是用铅线勾边、填色、再镀膜；不是画风景人物，而是画冷冰冰一丝不苟的机械图。
　　再比如那最著名的《泉》，他用签名的方式把日常用品变成某种艺术品，而不是用雕塑的形式；他用的不是手边的一个杯子、一把椅子，而是最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便池。他勇敢地挑战了艺术、挑战了审美，跳出了框框。
　　“这样允许一个现成品成为艺术品，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它激发人们的想法：原来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但是经过艺术家选择、确认的东西却可以。”瑙曼说，“即便在今日，这也是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想法。”
　　有着这样激烈的艺术创作思想，但艺术家本人却是如此温文尔雅。
　　“‘激情’恰恰是形容杜尚最为错误的一个词。”联合策展人唐冠科（John Tancock）说，“他为人非常平静、理性。他并不是真正的‘反艺术’，他还是会依靠艺术技能生活、买卖艺术作品。一战之后很多人想要改变先有的东西，这成了一种模式，他们不断重复着自己。而杜尚并不是。”
　　或者用杜尚的话说：“不是‘反艺术家分子’，而是‘不当艺术家分子’”。
　　杜尚天性温和、冷静，他喜欢下棋、热爱自由，对物质和精神都没有任何虚荣的追求。在他成为知名艺术家的很长一段生涯中，他始终都住在简陋的房间里，吃喝最简单的食物，出门旅行时把换洗衣服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
　　被奉为“达达主义领袖”的时候，被骄傲奔放的“超现实主义之父”安德烈·布勒东积极拉拢的时候，杜尚都和当初无名小卒时一样，不拒绝什么，也不会承担什么，不会被说服、也不企图说服别人，始终保持着个人思维与社会地位的绝对自由、独立。
　　这几乎与他的艺术观如出一辙。“当他创造现成品艺术的时候，不能用美丑去形容。因为这是两种价值判断，他想要无视判断。因为一旦被人评判美丑，你就还是属于那个艺术世界的系统之中——但对于现成品来说根本无法判断。小便池，虽然有着漂亮光滑的外表，可同时也是个小便池。”唐冠科说。
　　不论美丑，不论艺术还是非艺术，不论什么主义，不论商业价值，杜尚甚至认为连抵制那些糟糕历史洪流的方法也应是：沉默、缓慢、独处。
　　永远的年轻人
　　观看杜尚作品展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体验。你明知道每一件作品都是复制品，你明明对着墙上纸片中的印刷图形字体不知所云，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隐藏其后。
　　直到细细地看过作品旁边的小字说明，才会明白杜尚的特别之处。
　　“当我在教艺术系的学生时，他们永远都可以非常轻松地搞懂杜尚之前的所有艺术形式。”瑙曼说，比如带大家到美术馆里去看印象派画作。每个人都可以在帆布上看到画家如何表达头脑印象中景象的光影、色彩。即便是立体主义，也都可以从画面上看出一个个的小方块。可是，一旦进到杜尚、达达主义的阶段，大家讨论起要怎么看待“达”，什么是“达”的时候，“突然之间，所有事情被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
　　“我看到学生们就好像是海浪一样分开了。一部分人站在我这边试图为杜尚辩护，另一部分则站在对立面，因为他们完全不接受超现实主义艺术。不过逐渐地，站在我这边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他说。
　　杜尚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任何艺术家的地方在于，他惹你思考，而不是叫你观看。
　　瑙曼举例说，假如你走进一个黑暗的小巷子，看到一个竖着衣领的男人，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个坏蛋；但反过来想想，如果你知道他内心的想法其实很正面，那么外表反而一点都不重要了。
　　在如今科技发达的社会，人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真正看到对方相貌之前就已经先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如果非常欣赏一个人的想法，那么他的外表根本无所谓——这个概念非常纯净而完美。眼睛带给你的东西远不足以表达思维给你的东西。”
　　在花了四十年时间研究杜尚的瑙曼心中，杜尚一直都是个年轻人。因为他的心智和思维都永远开放，永远有着多种可能。
　　甚至可以说，即便作为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如此惊世骇俗，但都还不比他生活的每日每夜给人的启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