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第一次弹钢琴，就是为姐姐郑京和伴奏。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合作者就是姐姐。作为指挥家，我是领导者。但我在集体主义的氛围中长大，我喜欢追随，喜欢合作。” ]
　　第一财经日报：指挥家富特勒文格勒一生录制过12次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二战期间就有两次。他的录音给人一种疯狂、激动、无畏的超自然感。对这个作品，你持有怎样的音乐观？
　　郑明勋：音乐的特性就在于不可言说，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或解释自己的诠释。音乐家就像演员一样，如果作品本身传递的是悲剧性，你就需要诠释出悲剧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用最自然的情感来强调音乐的重要性。音乐家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传递作曲家作品中的含义，为作曲家服务。我不会与别人做比较，我只是贝多芬的另外一个传递者。
　　日报：很多欧洲音乐家在中国演出之后，都会认为古典音乐未来的市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他们看到了古典音乐的未来。
　　郑明勋：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有许许多多学音乐的孩子，有越来越多美丽的音乐厅，还有年轻一代的观众，未来中国古典音乐将有很好的发展。在许多古典音乐的国际赛事上，中国人的面孔越来越多，并且得到了很多肯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优秀的亚洲演奏家，都在国际乐团中供职。
　　从个体来说，亚洲有优秀的音乐家。但比较遗憾的是，亚洲乐团缺乏好的指挥，发展水平没那么高。这正是我七年前到首尔爱乐乐团担任艺术总监的初衷，我想为乐团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提高整体水准。我对首尔爱乐提出的目标不是成为国家的第一，而是世界的第一。要实现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首尔爱乐为此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日报：亚洲有很多杰出的演奏家，为什么亚洲乐团的发展水准却与之不匹配？
　　郑明勋：这跟个人意识有关系。学音乐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独奏家，但对我来说，音乐更好的是一种集体性。在一个乐团里，如果每一位小提琴、大提琴、小号、大号演奏者的水平都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那他们组合起来，一定是一个世界级的乐团。所以我们在欧洲招募了一些优秀乐手，他们在乐团里要承担两个责任，第一，在乐团里发挥他们的高水准，其次，提携年轻一辈的演奏家。我们一直在鼓励和提携更多优秀的指挥家和演奏家。
　　日报：这些年你花了很多精力与年轻演奏家合作，自谦为伴奏大师。
　　郑明勋：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希望多与室内乐团合作，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家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六，当我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姐姐哥哥们都一直在演奏各种乐器，我是听着古典音乐长大的。我第一次弹钢琴，就是为姐姐郑京和伴奏。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合作者就是姐姐。作为指挥家，我是领导者。但我在集体主义的氛围中长大，我喜欢追随，喜欢合作。
　　日报：2011年你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时曾说，年轻时你认为音乐的好坏在于乐器，但现在你认为椅子也很重要，不舒服的椅子会让乐手疲惫。
　　郑明勋：毫无疑问，一个乐团需要漂亮的音乐厅、完美的乐器，但如果没有一把好的椅子，说明他们没有在好的环境下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我在首尔爱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乐团定制最好的椅子。我们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们乐团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椅子。乐团每次排练都需要五六个小时，一把好的椅子非常重要。
　　我经常跟乐团成员调侃，“你们应该期待我退休的那天，因为我会负责起你们的食物。”作为音乐总监，我有责任改善乐手们的环境。
　　日报：据说你自己种橄榄树，自己榨出橄榄油以后，分装成小瓶送给乐团成员，贴上自己的名字标签。
　　郑明勋：这就像我关心大家坐的椅子一样，我也关注乐团成员的衣食住行。我在法国普罗旺斯有一个很棒的庄园，我妻子是一个热爱园艺和自然的人，我们种了很多的蔬菜和水果，每年可以产出200瓶橄榄油、1000瓶西红柿酱，每次收成我们都会送给乐团的成员和朋友们。我们自己做的橄榄油非常好吃。
　　日报：你曾经说，料理与指挥有些相似，都是在规定时间内恰到好处地分配所给材料的作业。料理对你来说应该是放松吧？
　　郑明勋：我喜欢料理并不因为是放松，只是因为我爱吃。一个人的国籍、所处的文化氛围、所学到的知识，决定了他吃什么说什么，也决定了他是个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