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鸟人——马良十年艺术个展”日前在广州开幕，马良用了十年时间，找到了一条可以身体力行地做自己想做的艺术的路
    
    [ 对马良来说，用最实际的方式让艺术贴近人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拍照很温暖，艺术家能和一个个人产生实际关联特别好”
    十年前，他放弃了广告导演的身份，钻进租来的12平方米简陋画室，开始艺术创作；十年后，他在广州时代·国际单位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举办了自己的十年个展。十年前，他天真地喊出了成为艺术家的愿望，却连能做什么都不知道，别人觉得好笑，自己觉得荒诞；十年后，他有了明确的方向，要做温暖人心的摄影师。
    8月31日，马良42岁生日，十年老友曾翰为他策划的“这个鸟人——马良十年艺术个展”开幕。从洋溢着青春味道的《我的马戏》、《不可饶恕的孩子》，到显露文化批判精神的《草船借箭》、《西游记》，再到走入民间生活的《移动照相馆》，马良最终找到了自己最想要的艺术。走过35个城市，为1600人拍他们想要的照片，《移动照相馆》给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大的快乐。
    “我想把艺术还原到朴素的手艺人的感觉，我会一门技术，把它当作一个礼物，送给别人很美好。”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马良一再重申用最实际的方式让艺术贴近人们的生活是多么重要。“拍照很温暖，艺术家能和一个个人产生实际关联特别好。艺术不要玄妙，不要自以为是。”
    找到一条可以身体力行地做想做的艺术的路，让马良感到是幸运的。然而，在找到这个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前，是漫长的摸索。
    臆想王国里的探寻
    面具、舞台妆的红脸蛋、红色的幕布、夸张的服饰……这些戏剧式的元素是马良作品中最常见的。戏剧似乎是隐含在他作品中的一种情愫，也是一个可以超越痛苦现实的、自由奔放的臆想王国。马良在用不同的戏剧情境去演绎他对摄影的理解。
    出生于戏剧家庭的马良，少年时便被父母送到各种需要演员的地方学着演戏。曾经的上海市少年宫话剧组里，他是主要的演员之一。他也经常去父母的剧团看演员对戏。在后台写作业时，身边会有提着剑的莎士比亚剧中人物走过。有着这样的成长背景，马良也许该顺理成章地继承父母的戏剧艺术，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演戏的料子。最终，他没有选择戏剧，却把戏剧融进了摄影。
    他的第一部摄影作品《我的马戏》，便是用戏剧的味道和摄影的语言来演绎他自己的人生。在决定退出广告业时，他买了二十瓶洋酒，和同事一饮而尽。然而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通常是会被人质疑的。在别人的怀疑和嘲笑里，马良觉得自己像个马戏小丑。
    《我的马戏》中的角色穿着五颜六色的演出服，甩飞刀、撒纸牌、吹火……诙谐而充满隐喻。和舞台上的热闹马戏不同，马良把这一幕幕情节放在了旧巷子、老房子前。仿佛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这群马戏主角并不介意没有人捧场，他们依旧可以开心自由地演自己的马戏。那时，顶着现实压力开始艺术创作的马良郑重写下“纵然生命只是一场马戏，我们还是要活色生香地演下去”。
    作品一上传到网上，立即引来批评一片。“哪是摄影，根本就是剧照。”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评价，直到2006年，媒体上还有些负面声音。那时的马良虽然已经三十多岁，却依旧有着年少不怕输的脾气，“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仇恨我的作品，好像我玷污了摄影。我的性格是越战越勇，他们越骂我，我越觉得好玩。”
    如果说马良早期的《我的马戏》、《不可饶恕的孩子》、《衣锦夜行记》等作品，是以游戏和戏谑的姿态用摄影造梦，确立了其戏剧化、荒诞化的个人影像风格，那么接下来的《奴隶与主人》、《乡愁》、《邮差》等便将这种风格愈演愈烈。马良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影像游戏，而是用摄影探寻自我身份，追溯成长与时代的痕迹，试图用影像重构远去的青春和乌托邦。就像《乡愁》中，背景是广袤的草原，白色的纸飞机飘落，坠落感表现出六七十年代人理想的幻灭感。
    2005至2008年间，马良的作品显示出巨大的转变，从对个人命运与理想的探寻，拓宽到对文化与历史的思考。随着自己在国内外艺术展览阅历的增加，他感到很多中国作品徒具形式感，而究竟什么是所谓的中国文化的真实精神，人们并不深刻了解。2008年创作的《西游记》便是他对这种现象的反思与批判，哀叹当下文化的断裂和人文的丧失。
    微缩的假山、楼阁、仙鹤、骷髅……一堆理不出头绪的东西被搁置在了一起，一堆黄色灯泡发出的光芒又烘托出虚幻的感觉。“许多中国当代作品都搞了很多形式感，而精神上我们还没有那么深刻。在外国人面前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很了解，我们讲出来就是骗人的、瞎搞的。我的《西游记》呈现的是乱七八糟的，我堆出了一个形式感，就可以去西方骗人了。”马良说。
    《西游记》被放在展厅正对门口处，可见其在马良作品中的重要位置。“他不再停留在游戏表面，更多的是把个人对现实的思考和感情，转变成到位、精确的视觉语言。”曾翰认为，“以《西游记》等为代表的作品，虽仍是一如既往的戏拟和解构，但却不动声色地显现出一种沉重而浪漫的力量。”
    回归手艺人的艺术
    当那些带着批判色彩的作品进入公众视线，受到媒体和艺术机构肯定的时候，马良开始反思那些作品，也反思自己。他觉得曾经的自己过于自负和自信。
    “作品受到关注后，我就开始特别把自己当回事，觉得艺术能解决问题，想和世界好好谈谈。但是生活也教育我，很多问题不是艺术家能解决的。即使做了文化批判，又能怎么样呢？我刚开始觉得我表达的东西很多人能懂，抱有过分的期望，结果发现大部分人也没看懂，我自己也特别累，不如朴素点，更有意义。”于是，《移动照相馆》便酝酿而出。马良也进入了自己艺术事业的又一个转折点。“还原到一个做美术的人最初的样子，给这世界提供安慰和美感。”
    2011年5月，马良有了去全国各个城市给人们拍照的念头。
    从2011年10月开始，网购器材、安排第二年工作计划、自绘背景道具……当看到车库里堆满了吉普车、飞碟、恐龙等各种各样的薄木片做的道具后，马良知道自己曾经飘渺的念头开始变得真实而可以触摸了。2012年2月，开着装满布景和行李的二手卡车，马良带着兄弟们上路了。
    带着理想主义出门，总是要遭到现实的激烈回应。出门的第一个晚上，就要面对每人几十元的饭费和不菲的住宿费。几乎完全自费的马良当时的感受是“心里不由一沉，第一个晚上就要有那么多支出，前路漫漫，真是堪忧。”看着移动照相馆拍摄现场的一些再简单不过的装备，一个烧水壶、几个暖水瓶加上几个杯子，马良感叹：“不想装艰苦，但出来混确实不容易。”
    幸运的是，人们的反馈总能给他们切实的满足感：当他们应合肥朋友的愿望，仿制出逍遥津公园里的大象滑梯背景道具，让被拍摄者都倍感亲切时；当看到诸如天津站的一对新婚夫妇在拍摄现场商量“老婆开坦克活捉老公”的搞笑剧情和甜蜜戏码时；当收到南京的一位朋友送的写着“移动照相馆牛B”的蛋糕时；当看到被拍摄者寄来的信可以装订成几本本子时，马良感到自己做的艺术是真实有效的。
    “我觉得现在很多艺术家与社会没关系。美术馆里展出的话题特别大，艺术和生活距离特别远。我在寻找自己做一个作者的意义。”马良说，艺术家往往只能指出问题，没办法解决问题，有很深的无力感。而移动照相馆让他身体力行地去做了，“当代艺术家很多时候都有些顾影自怜，而顾影自怜对这个时代没什么作用。我没想过自己能多牛，能发挥多大作用，但我起码让1600个人开心过。”
    马良说，做广告导演时，当他面对自己，心里特别恐慌，觉得自我并不存在，马良只是个名字，为此他哭过好几天；当他开始纯粹创作时，每天满怀期待地待在电脑前，看网上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了解这些评论的来源地，他会感到有一个个真实的人愿意和他聊他的艺术，这感觉很美好；当他做移动照相馆时，和更多的人有面对面的接触，让艺术直接作用于那些普通人，给他们的平凡生活增加些快乐和安慰，他觉得那是做艺术家最浪漫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