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衍生品市场，也让人们对过度投机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何在保持期市繁荣交易的前提下，限制金融机构的不当行为，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日前，在“第九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美国期货业协会总裁WalterLukken表示，变革后的期货交易监管措施主要目的是降低衍生品市场风险性交易，希望以此来保证投资者权益。他强调适当的监管有助经济重返繁荣，同时表示中国的“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模式值得借鉴

　　《上海金融报》：您怎么看待目前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在这方面期货市场能起到什么作用？

　　WalterLukken：目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2008年由债务催生的金融危机阴影下，与过去的复苏阶段相比，增长仍然乏力。

　　最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一份报告提到，目前欧洲银行压力仍然在升高，同时政府的紧缩政策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IMF预计欧洲总体增长将继续负增长，至少欧洲四国，包括希腊、葡萄牙等。不过，紧缩措施所引起政治上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因为焦虑的选民正是法国和希腊政坛巨变的原因所在。

　　另一大风险来自美国，美国也有着自己的经济不平衡，比如说，它的国债已经接近了国内生产总值100%水平，低于标准增长率以及持续高企的失业率。在华盛顿大家都在讨论关于美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行动的前景并不明朗。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在大选中没有人希望去谈论痛苦和牺牲，我们只是希望在选举之后不管谁当选总统，都将有足够的领导力和决心与国会通力合作，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不可持续的财政不平衡。在此之前不确定的乌云将始终笼罩着美国的经济。这一脆弱的经济形势使得我们的工作必要性显得尤为突出。

　　期货市场有着引以为豪的历史，能为几乎每个经济行业提供必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每个经济领域就能够获得这些风险降低的工具，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都应该理解。对于这些市场实施适当的监管，有助于经济重返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上海金融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提出要加强期货交易监管，在这方面美国目前的进展如何，改革的重点将集中在哪些范围？

　　WalterLukken：2008年到2009年之间的金融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遇到的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政策制定者们毫无疑问将下定决心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最近摩根大通的损失提醒我们，系统中仍然存在着重大的风险。正如大家所知，包括中国在内的20国集团领导人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会晤，他们当时设定今年12月为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后期限，现在距离这一期限只有七个月了，为达成这一承诺，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正在快速变革。

　　目前，这些新规则正在积极制定中，而受到这些规则影响的金融机构，银行、经纪商、交易所、清算所也正在非常努力地遵循这些规则。但很明显，由于法律的复杂性和笼统性，市场参与者并不知道这一架构是否行得通。新规则的目的是使衍生品市场风险性交易较以往降低，但是我们也担心这种变化会带来以前不曾预计到的新风险，或者某些市场的消失。尽管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通过的每项监管政策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考虑每条规则对于行业所带来的负担，但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制来审视法案所带来的累积效应。结果该法案可能带来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其中有一些结果可能是好的，有一些则不然。但关键的是没有人预见到它们的到来，也没有人可以确定结果到底怎样。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我们在北京、还是华盛顿，实施任何规则之前都要仔细分析新规则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我不是说不要变革，但是，我们必须牢记风险，并且确保监管方面的变革不会增加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或者出现弊大于利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我想这句名言尤其应用于重要市场的改革。

　　另外，我觉得在此次的改革中，需要注意“强制与激励”的关系。监管法案，包括一份强制措施的清单，要求我们必须要做的事，还有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但是任何经济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如果想改变行为，你就必须改变对于市场参与者的激励。

　　资本标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第三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主要的国际银行都被要求留住资本用来弥补衍生品仓位的风险及损失，已清算衍生品的资本费用很可能大大低于未清算衍生品的费用。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将对银行产生何种激励，同时不应低估这一类激励措施的重要性。

　　同时，监管法案也写入了一些必要规则，包括要求所有标准化掉期合约挂牌上市，并通过监管交易所及清算所清算，这些规定意味着掉期市场参与者必须遵循某些行为标准。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具有善意的政策目标，但长期来看，不是简单的实施这样或那样的措施，就会看到监管改革取得巨大成功，需要做的是“胡萝卜和大棒并举”。

　　《上海金融报》：对于加强监管，很多期货投资机构和投资者都感到有些不适应，认为过度干预会“熄灭”交易积极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WalterLukken：大家可能知道仓位的限制在美国期货市场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将仓位限制作为工具，不仅拓展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权限，使其对不在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进行有效监管。这次我们仍然打算利用这一工具来遏制过度的投机，而这也在美国引发一场大讨论。目前对于何种程度的投机应被视作是过度投机，以及仓位限制是否对该投机有效，均没有共识。

　　首先，我想明确的是，仓位投机限制，它的确会导致交易成本上升。目前，美国另外两个金融监管协会已对此强烈不满，开始提起史无前列的诉讼。

　　一般情况下，如果主要商品价格上涨，比如汽油，投机通常就会受到谴责。人们总是指责期货市场说，如果能够将投机者赶出这些市场，价格就会下降。我以前也做过监管者，我要告诉你，“事情有这么容易就好了”。

　　商品价格长期趋势的真正“驱动者”其实是基本供求因素，期货市场在集中并发现价格信号的过程当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价格高企而指责期货市场，就如同因气温高而怪罪于温度计一样。在这方面，政策制定者应该格外谨慎小心，无论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如何，在商品价格保持高企的时候，限制投机的监管政策不能仓促出台。但是监管机构也并不能患得患失，对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应该出台的监管措施还是需要果断一些。

　　我们这个行业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就是去年10月“曼氏全球破产事件”，这一事件令我很悲哀。在美国，“曼氏全球”有160多年的历史。这起事件仍在调查中，我在这里也不会试图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FIA会极为严肃的对待此事。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意识到，这些交易系统中关于“客户保护”仍做的很不够。因此，今年2月份的时候，FIA发布了一份名为“客户保护常见问答”的文件，起草这份文件主要是为了澄清市场参与者可能存在的疑惑，这一问答将帮助投资者清晰了解存在于客户清算会员、经纪商及交易所之间的信贷风险的性质。我们还发布了另一份文件，叫做“客户资金保护初步建议”，这些建议旨在通过建立更强大的内控，向监管者更频繁地报告信息，从而增强系统保障客户资金的能力。

　　我坚信各监管机构一定能够查清曼氏全球的真相，我也很有信心我们行业肯定可以携手纠正错误。但我却是认为某些长期的问题将难以解答。衍生品改革的基本原则，就在于期货业务模式。在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当中，期货市场并未遭遇人们在信用市场看到的那些问题。但是曼氏全球的崩溃以及客户资金的损失已经使一些人在质疑了。但是，我仍然很有信心地认为，期货业务模式是一种可行的前进方向，现在我们的目光正超出美国范畴，投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有效的客户保护系统。

　　近日，FIA在年会上讨论中国使用的“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我还不能确定能否把这一模式引入美国，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有好的主意，无论它来自世界任何地方，FIA都会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

　　《上海金融报》：这次您来参加上海的衍生品论坛，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WalterLukken：我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期货业遇到了相当大的挑战，交易所缺乏明确规则、法律法规的缺失，都导致了大量违规行为的发生。但是你们迎难而上，克服了这些挑战。去年依照合约交易量而论，世界十大农产品合约中有六种来自中国，另外，中国在十大最活跃金属市场中也占据三席，中国期市的成就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过去十年的发展已经表明，中国有着成功所需的丰富资源，然后有充分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发现并设计出满足经济需求的产品，并且具有交易所的管理诀窍、坚实的监管基础架构，以及令人羡慕的客户群。当然，新的挑战仍然存在。

　　根据我们在美国的经验，以及对欧洲与其他地区的观察，我认为，期货合约得以发展并成为地区或全球基准的一大关键要求，就是研究广泛、并且具备多样性的用户。一个广泛的市场参与者生态系统，是真正流动性的秘诀所在，可能也是一个健康市场最为关键的品质。因此，不论是对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商业用户，还是做市的交易商，是需要商品风险暴露的资产经理，还是增加流动性的短期投资者，有着各种买卖理由的多元化参与者，通过价格发现以及稳定市场从而给市场带来效益。

　　当中国市场向全球多元化客户开放之时，相信你们的产品会带来更广泛的客户基础。中国合约将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地区与全球的供求因素，这些中国合约为地区甚至世界提供价格发现的关键功能。假以时日，这将自然而然发展成为全球标准。当中国的期货市场成为重要基准之时，这将更有利于中国资源的有效整合。在这方面，我希望中美能够携手合作，使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培育更多的创新类全球领导者。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期货市场将能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健康与活力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