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位自称“退居二线”的老官员逆耳忠言，恐怕很多被光环笼罩着的中国PE（私募股权基金）精英们似乎还很难发觉自己行业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这种论坛我们自家人关起门来讨论没有多大作用。”近日，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协会筹备组组长、北京PE协会荣誉会长邵秉仁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论坛”上言辞激烈，“应该多请政府有关部门说了算的、有权的人来参加。”

　　而在这背后的“导火索”，是有着“中国PE行业行为规范”之称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迟迟不出。

　　《管理办法》草案近期上报国务院

　　其实就在邵秉仁演讲的同时，台下就坐着一位“有权”的人——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在之后的讲话中，徐林表示：“国家发改委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的这个《管理办法》，已经形成了基本草案。目前我们希望在下一轮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准备最近上报国务院。”

　　“这个管理办法前后酝酿一年多了，总是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征求意见。”记者身旁一位来自香港的私募经理说出了他的感受，“其实邵秉仁先生很不容易，因为作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协会筹备组组长，经常会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邵秉仁的讲话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筹备一年多，现在还毫无进展，必须由政府来推动这件事。”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大陆市场活跃的股权投资基金有568支，总募集资金额3095亿美元。其中，外资基金占324支，募集总额2954亿美元，占总募集金额的95%以上，而本土的资金真正注入到股权投资里面的微乎其微。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金非常充裕的经济发展体而言，这种现状意味着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道路还相当长远。”邵秉仁说，“能否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之下，尽快形成一个财政部、商务部、银监会、保监会等多部门共同管理的部门，尽快把监管框架确立起来?”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除国家发改委之外，其他部委对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犹豫”。“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商务部都有各自的想法。说白了，就是怎么控制风险，出了问题由谁负责”。一位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没别的办法，只能一遍遍地去沟通，从行业发展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这个角度去说服相关部门。”鼎盛投资总裁吴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管理办法》迟迟没有出台，是因为国内基金募集的资金有很多是社保基金等公有或类公有的资金，这些资金涉及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与股权投资基金的“私募”性质有一定冲突。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风险是监管部门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

　　退出机制单一

　　在邵秉仁看来，中国PE的发展不仅“卡”在部委之间出现的“扯皮问题”上，还有市场本身的“进出机制”不清不楚。他说，从投资情况看，2008年国内共有734家企业获得股权投资，总投资额仅162亿美元，还有大量的资金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进行投入。从退出的情况看，目前PE仍以证券市场退出为主，而资本市场的急剧振荡，会对股权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靠证券市场退出的机制，显然与PE的愿望有着很大的差距。

　　“PE市场的退出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市场作为保证，在这点上，国内的退出机制一直不完善，但随着创业板的启动，或许可以缓解。”吴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其介绍，PE资本退出渠道通常有3种：第一，通过主板或创业板上市（IPO），投资者通过股票的抛售退出；第二，通过转让给第三方企业退出，获得3倍以上的收益；第三，转让给企业内部的管理人，通常获得70%的收益。

　　他坦言，对于PE资本来说，必须要鼓励多元化社会资本进入其领域，解决“进口”问题；还必须要完善资本市场，构建更畅捷的退出渠道，解决“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