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方达陈志民:3G产业在未来若干年都是"1号明星" |
| 来源： |
理财周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1月11日 09:49 |
作者： |
曾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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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投手”易方达陈志民：3G产业在未来若干年都是“1号明星”
理财周报记者 曾芳/文
2009年落幕，基金业绩揭晓。从基金公司整体业绩来看，易方达是最大赢家。不管是业绩，还是规模，易方达今年可谓赚得盆满钵满。
这匹超级黑马是如何在2009年突破的？对2010年又将如何布局？理财周报记者专访了易方达基金投资总监陈志民，他对2010年最大的担忧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时机能否把握得好”，同时，在行业方面，他“看好3G、消费、绿色经济和产业整合”。
2009年：超前布局潜力板块
在2009年的分类型业绩冠军中，惟独易方达有3只基金上榜：易方达价值成长（爱基,净值,资讯）、易方达深证100ETF（爱基,净值,资讯）、易方达货币B（爱基,净值,资讯）分别成为灵活配置型、标准指数型、货币市场B级的分类冠军。
其中，明星基金经理潘峰管理的易方达价值成长，是当前全市场规模最大的主动型基金，截至三季度超过300亿元。作为超大基金能够超越大多数偏股类基金、取得开方式基金前十的业绩，殊为不易。
据介绍，潘峰管理的这只基金投资偏好中小盘高成长股，超前布局了2009年涨幅最好的煤炭板块，并且一向换手率和持股集中度都低于偏股基金平均水平。
2010年：看二三线城市
对2010年的宏观经济情况，陈志民就“稳增长”和“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稳增长有两层含义：第一，增长不能过快，防止经济过热；第二，防止经济二次探底。”而对2010年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关系，他表示：“调结构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增加消费在GDP增速中的占比，以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要转向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第二，二三线城市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重型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会下降。”
在对宏观经济如此的解读下，陈志民认为，2010年影响股市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时机。他说：“现在企业的年化ROE水平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宏观政策能否在合适的时机退出显得异常重要。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如果政策退出太早，经济可能二次探底，如果政策退出太晚，经济又会过热。因此，政府政策退出的时点成为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2010年：
企业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25％
在稳增长的环境下，A股市场如何演绎？
陈志民认为：“近三年来，A股市场的点位从年初到年尾的波幅都超过50％。2010年这种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市场的波动幅度应该会降下来一些，但中间的波动可能会很大。”
他表示：“对普通老百姓来说，2010年的预期收益大约在30％。今年个股选择的重要性将远远大于对市场大势的判断，整个市场股票的分化将会非常厉害。”对于市场预期的国际板与股指期货两个事件的影响。
陈志民表示：“国际板的推出，长期来说对市场肯定是好的，可以使我们的估值与国际接轨。但短期来说，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较大，消除投资者的疑虑需要一个过程。”
“而股指期货的推出，短期利多，中期利空。股指期货的推出改变的是一些投资行为，而非企业的基本面，因此长期来讲，对市场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决定股市长期向上的因素最终还是看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不过，股指期货推出的预期可能会助推市场的风格切换，这个很值得关注。”
同时，他对2010年的上市企业盈利做了个预测， “上市企业平均净利润增长率大概是25％，其中工业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约30％，银行的净利润增长率约20％。从绝对增速来看，周期性行业会大些，但从环比增长来看，周期性行业增长的空间有限。”
3G、消费、绿色经济和产业整合
对于2010年的行业机会，陈志民看好四个方面：“第一是3G，3G的整个产业链条在未来若干年都是值得关注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业一个板块，它更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将改变生活习惯与消费模式；第二是消费方面，像手机、乳制品、服装等大消费方面都值得关注，尤其是要关注与80后的消费习惯相契合、更符合年轻人需求的消费类上市公司；第三是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节能减排，这肯定也是2010年的一个重要投资方向；第四方面是产业整合带来的市场机会，不仅是央企之间的整合，还包括央企整合地方企业，产业整合力度可能超出市场预期。”
对未来整个全球经济的复苏情况，陈志民认为：“复苏的过程会相对缓慢，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还没有得到改变，发达国家又没出现新的技术革命，二者都不能快速引领全球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美元近期走强，是否是趋势性的逆转呢？
陈志民表示：“美元中期走弱的趋势没有改变，但阶段性的大反弹是可能的。如今，新兴市场的股票估值水平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资金阶段性的从东方流回西方也是可能的。”
而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他认为：“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复苏的过程缓慢，所以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上升也相对缓慢，而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抑制经济过热，也得抑制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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