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证券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16日 08:38 |
作者： |
李旭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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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 李旭利
200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这一点我想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政府工作报告对2009年整体工作部署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形势判断之上的，那就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因为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才“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困难，战胜挑战”。
我们的信心来自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来自已经制定并实施的应对挑战、着眼长远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中国的宏观管理部门的确比较及时地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了财政与货币政策，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教科书的规则做事情。事实上，在这种百年不遇的危机面前，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抛开意识形态的约束，采取几乎是任何可能的措施来渡过难关。政府的十项产业振兴计划让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本竞争优势得以延续，也开始逐步有意识地建立成本之外的新的核心竞争力。
但相对于振兴制造业而言，我们更应该有意识地振兴服务业，特别是将服务业的许多领域大胆地对内开放，才能有效地改变中国现在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更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服务业领域宁愿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失去了许多就业的机会，也时常让人感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服务业的对内开放需要政府真正地消除对私有经济的歧视，至少实现国内私人部门的国民化待遇。
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中，并不存在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当我们经济的总体需求与供给出现不平衡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倾向于约束与打压内部需求、保证外部需求的。比如在2004年宏观调控时，我们打压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而不是让人民币升值以打压出口需求。这种长时间受到打压的内部需求，在现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正好可以释放，以保证经济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当然，这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支撑”、 “运行稳健的金融体系、活力增强的各类企业和富于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直白地说，相对一些西方国家储蓄不足、过度杠杆化而言，我们现在国富民强，我们要做的是引导整个经济适当拉大杠杆。
信心与力量“来自改革开放30年建立的物质、科技基础和体制条件”，来自“全国上下促进科学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物质与财富，积极性与创造性，这些都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来之不易。政府在重新鼓动经济快车，就是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而不是采取短期有效的国进民退的办法。在动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改革我们体制与机制中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这样才能有助于保证老百姓辛苦积累的财富得到有效使用，保证全国上下的发展积极性与创造性。最佳的发展机遇、最好的改革时间窗口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如何利用当前的有利环境，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与魄力。
信心与力量“来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和制度优势、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但我想智慧更多在人民。我们有制度上的优势，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力量。最近30年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制度改革带来的生产力潜能释放，来自于经济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我们可能就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所以，我想我们的信心与力量更来自于一如既往的改革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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