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记者 范媛
本期嘉宾 金鑫 BOSTON CAPITAL GROUP(波士顿资本)总经理
随着9月份的临近,美联储削减量化宽松(QE)规模的预期正在逐步增强。上周,新兴市场货币、股市出现大幅下挫,股神罗杰斯高调做空印度,同时债券收益率急剧跳升。这是继今年5月亚洲新兴市场大溃败后,股、汇步入新一轮双跌。可以确认,全球已经步入后量化宽松的金融震荡期。全球央行官员警告称,随着各央行从超宽松政策中抽身,全球金融稳定正面临风险,因为新兴市场缺乏防范资金大量外流的手段。
中国是否会在此轮危机中独善其身?
范媛:继今年5月后,上周新兴市场再次遭到市场抛售,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状况?
金鑫:汇市股市双杀是全球经济矛盾与泡沫问题积累的集中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用超低的利率政策以及非常规的方式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长期债券利率,美国私有部门,尤其是跨国的企业、金融机构将资金大量投入风险较高的海外市场,特别是亚洲等新兴市场寻求资本回报;这些投资中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地区的债务投资(emerging debt),由于大多数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在内对于债务违约的问题是非常谨慎的,这使得发达地区的资金在这些地区的债务投资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债务的信用风险,并在泡沫的积累阶段成功出逃;反观美国面对金融危机的态度以及操作方式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利用市场的手段,将问题集中爆发;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规范,让市场去决定经济的走势。 2008—2012年期间,美国每年破产的银行、金融机构成百上千,然而作为市场底线的储户的利益得到了政府存款保障机构(FDIC)的保证;5年过去了,成功存活的金融机构经历了残酷的市场洗礼,他们的风控能力更上一层楼。
范媛:这次新兴市场的危机是否会对中国造成影响?
金鑫: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东南亚外向型经济体汇股双杀,1997年金融危机似乎即将再度上演,早已经大半个身体进入全球经济中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远远超过上一次。中国是否会受到冲击的,答案是确定的,只是中国会受到多大的冲击,又该如何化解危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利用现有优势保持经济健康、稳定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融体系的变革。
范媛:但现在有一种说法,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影响非常有限,因为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中国没有外债。
金鑫:这一说法对国内的经济是彻底的不负责任。中国的外债可能超乎想象。当外资进入中国投资的时候,特别是进行债权投资的时候,中国本身就有了外债,因为这些资金在某个时间节点还是要抽回海外的。然而目前国内的债券市场缺乏市场惩罚机制,无限制的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将问题逐步延续到愈发危险的境地。完善存款保障制度,做好金融机构破产的准备,让投机资金受到市场的惩罚,才可以让我们的金融业优胜劣汰,不断完善,否则我们永远会是海外机构宰割的羔羊。另外,如果我们只采用货币超发的方式将债务问题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留给社会的将是可怕的通货膨胀,全社会的财富都将被国际投资机构席卷。
范媛:中国一直实行资本管制政策,而且我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您认为是否足以确保中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
金鑫:的确,多年来,中国一直实行资本管制政策,进入中国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过去十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虚假贸易、地下钱庄,热钱持续流入流出,实体经济基础逐步被掏空,国内资金一拥而上进入房地产、金融资金渠道等地方。现在,资金又有大量流出的迹象。很多经济学家说我国除了资本管制,央行还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足以让经济保持稳定,然而3.5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不是现金,而是美国政府的债券,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并不透明,我们究竟短期的兑现能力有多少?尚不得而知,然而随着美国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债券市场价值的下跌却是肯定的,这个跌幅有多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初美国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约为1.7%,现在是2.8%左右,也就是年初投资人买的十年期美国国债,到现在大约损失8%—10%;如果买的是20年或者是30年到期的美国国债,投资人的损失就更大。而中国的融资水平必然要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才可以将资金吸引到国内,才可以保持汇率稳定,可是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对实体经济的打击或是致命性的。
范媛:我们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对冲实体经济的打击?
金鑫:我认为方法主要分两大类,对内的改革和对外的投资。最近和很多做实体的朋友交流,无一例外,这些做实体的公司都谈到会在香港设一个财务公司,以前是节流利润,现在更是连工资都放到香港发,原因只有一个——税低,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但是为什么公司还要留在国内呢?因为政府有各种各样的补贴。政府与其如此辛苦的一方面求着企业在国内发展,寄希望将来在税收上有所得,可现实是企业最终利润都将流向海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然而却很难出现高利润的公司与行业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政府降低企业所得税,确保企业利润空间,鼓励企业再投资,资金就会更多地在国内使用。另外,要让我们的对外投资更加多元化,增加民间对海外独立投资权,而不是集中到央行去简单的买全球各国的主权债务;这样做一是增加了投资效率,二是分散了投资风险;避免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外汇挤兑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