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东京 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坚持创新发展

  今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十四五”时期,在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东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要实现“强起来”,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21世纪》:“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

  王东京: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理解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逻辑,首先需要理解和把握发展阶段转变的一般规律。

  自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初级阶段又可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对生活质量追求阶段。上述六个阶段中,“起飞”与“对生活质量追求”是两个重要的“突变”,而“对生活质量追求”,则是所有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

  回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上看,如果我们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概括为“高速增长阶段”;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很显然,我国经济目前已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1世纪》: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和依靠人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中华民族也因此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东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7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2010年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已成功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从“一五”到“十三五”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五”到“五五”,此阶段可看作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同时又处在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之中,面对当时那种严峻的现实,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尽快恢复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此,我们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期间我国先后取得了“两弹一星”、高产量杂交水稻等重大科技成果,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大庆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

  从“六五”到“九五”为第二个阶段,是我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解决“富起来”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走向繁荣。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5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十五”到“十三五”,这20年是我国的“向成熟推进”和“高额消费”阶段。从“十五”时期起,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私人汽车逐步进入家庭,住房消费持续升温。截至2020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了63%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加快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21世纪》: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繁重。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有哪些?如何更好地统筹推进?

  王东京:我国进入“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为此,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核心地位。具体到“十四五”时期,就是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在日益扩大,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长期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要扭转这种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就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再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还存在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国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因此,现阶段应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尽快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才能可持续地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迈向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能否强起来,关键在于国内产业能否完成跨越升级,这取决于国内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掌握“觅价权”,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独特的核心技术。因此,我国要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如果说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出口拉动;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则应主要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动力变革推动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1世纪》: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我们应该如何从建党百年来的历史成就中获得启迪,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王东京:我们面临的发展挑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和人民群众需求变化,以前“盼温饱”,现在“盼环保”,以往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二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使得以往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存在较多风险。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国际贸易要自由。若国际贸易不自由,即便两个国家有自己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也不会形成分工。这就提醒我们,在当前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1世纪》: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如何理解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意义?

  王东京: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坚持以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若消费需求不足,扩投资只会形成产能过剩或产品库存;以消费牵引投资,能使供给更好地满足需求,避免结构失衡。与此同时,扩大投资应坚持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比如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增加制造业投资,无疑可扩大钢铁业的投资需求。

  在扩大开放方面,我们应把握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积极进口国外的绝对优势产品;第二个原则,扩大出口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第三个原则,将我国比较优势产品变为绝对优势产品出口。

  我国某些产品对欧美国家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但对有些发展中国家却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出口国的选择上,我们不能局限于欧美市场,而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选择出口对象,应重点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动加强经贸合作,变比较优势为绝对优势,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而进口国外的绝对优势产品,有利于充分利用他国的优势,降低国内消费成本,提升国民福利;同时,也能替代和淘汰国内落后产能,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