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既要海纳百川,又要奋不顾身

  口述人简介:

  李灏,1926年生于广东电白,1953年起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单位工作。1983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8月调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至1993年3月任深圳市委书记。1993年3月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等职。2005年12月组建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任会长。

  李灏

  1985年6月5日,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让我去深圳工作。让我去,看似偶然,但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寻。首先,我较早参与过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兴办经济特区等工作。1978年,谷牧同志率团出访西欧五国,我是随团成员之一,并参与起草西欧五国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是当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主要文件之一。1979年以后,我直接参与了经济特区的一些建设工作,多次陪同中央领导到广东调查研究。

  我从北京中央机关到深圳工作,外界确有各种猜测,认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宝剑。香港的一家报纸说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区”。我上任前,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像我这个级别的干部调动,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找谈话,非常少见。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经济特区太重要,中央高度关注。

  首推股份制

  铁腕改革,啃下硬骨头

  1985年8月份我正式到任,特区刚好建立五年。“深圳速度”享誉全国,但是面临严峻考验。有不少人认为,深圳是靠进口外国货赚内地人的钱,靠“输血”过日子,针头一拔就死掉了。我到深圳后发现,光政府自身所欠外债就有7个多亿,当时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亿多。

  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执行中央和广东省的指示,进行大调整,用当时文件里的话,就是“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同时我们立了个规矩,政府不许搞赤字财政,不许借债经营,不许为企业担保,并陆续建立外汇调剂中心、行政监察局等。当年特区内的基建规模被压缩了一半,基建施工队伍裁撤近10万人,18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壮士断臂,血淋淋的”,但我心里清楚,这些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并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区的下一步便没有文章可做了。

  光调整还不行,改革必须跟上,尤其是国企改革。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开始制约特区发展,必须要在经济体制上敢于突破。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革,“一个东家变成众多东家”,企业才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但在我国,股份制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谁搞股份制,就认为谁在搞私有化,这是个禁区,理论界也不敢触及,更没有实质性的具体方案。1984年我还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里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应对国企在不触动公有制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

  来深圳工作后,国企股份制改革迫在眉睫,不得不啃这块骨头了。1986年,经反复调研、征求意见和修改,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物资等几家大国企做试点,同时在全市推动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如成立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1987年2月,又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私营企业法规,是一项重大突破,华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那时候搞股份制,是政府求企业,要靠政府努力去推。差不多过了两年时间,深圳终于有了136家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

  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之后深圳的经济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深圳也成为全国第一个由市政府主管机关直接领导,在全市范围内广泛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城市。

  拍板成立交易所

  先“生孩子”后“领证”

  刚搞股份制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搞证券股票市场。现在看来,深圳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事物发展、改革不断推进的一种必然结果。搞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又新建了一批股份制企业,发行了股票,搞了柜台交易,自然就引伸到了证券市场上来,要开办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取代泛滥的场外交易。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我代表市政府致辞,欢迎英国金融机构来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那时我还不清楚外资能否直接进入中国股市,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通过这次考察,我就开始考虑建设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建立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使企业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正是这时候下了开交易所的决心。

  从欧洲返回的路上我直接去了香港。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证券,请他们的宫崎勇先生当顾问,我与宫崎勇从1981年中日经济知识交流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不方便,决定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请他们协助制定深圳证券市场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有关证券交易的法规文件,并帮助培训人员。新鸿基的董事长冯永祥当即答应,并马上付诸行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只收取了一块钱的顾问费。1988年11月,我们就成立了“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及其下属的专家小组和顾问小组,筹备交易所。对此,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一位关心我的同志拉着我的手说“李灏同志,股票那个东西不能搞,风险太大啊”,还有人把电话打到市政府,质问“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市场”,把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他们跟我反映这个声音,我说,那好,以后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事情该做还是得做,但尽量少点敏感。

  到上世纪90年初,各方面工作已经就绪。这期间,我们一直和中央主管部门保持联系,请求中央批准,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复。这期间,上海市领导带队专门来我们这里取经,把我们几乎全套的东西拿去复制。没想到结果是,我们先报了没批;上海报上去,就批下来。知道这个消息,我说不能再拖了,今天就拍板,就同郑良玉、张鸿义几个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到证券交易所参观观摩,现场第一次看到红马甲和计算机自动撮合交易系统,大家很兴奋。筹备组负责人王健和禹国刚告诉我说,准备工作早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明天就试业,批准不批准,我们政府负责。后来选定12月1号试业,我们不用“正式开业”这个词,就说“试业”,也没有搞仪式。

  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后来的1991年,当时股市暴涨暴跌,对证券市场责难较多,上交所的成立对我们也是好事,否则我们孤军奋战,有可能等不到邓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1991年就被关掉了。

  都说我拍板开深交所冒了很大的风险,确实有风险,但也不至于真的为这件事丢乌纱帽,我心里还是有底的。我敢于在深圳推行股份制,创建证券市场,是坚信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对人民是有利的,是可以做,可以闯的。

  “810事件”

  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经历

  “810事件”是改革过程中深圳付出的巨大代价,它换来的教训也是深刻的,直接促成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1992年“810事件”是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引起的。8月10号那天晚上,别人告诉我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我一听,急忙赶回市政府,已来不及去办公室,直接在一楼传达室,通知相关负责领导都来开现场会。游行队伍很快就到市政府,股民情绪很激动,甚至砸车烧车,秩序混乱,形势很紧张。

  怎么办?大家都束手无策。我说,没别的办法了,我提议把明年的部分发行额度提前到今年发。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会散。有人说,发行额度是国务院定的事,这个办法行吗?要不要向上面请示?那时候千钧一发,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吗?我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了,事不宜迟,就这么定了。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写了几条,就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最关键是这几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的地点排队买。”结果游行队伍呼啦一下散去了,第二天都去排队去了。

  当晚召开局级以上所有干部开会,安排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又赶紧找来深圳人民银行行长王喜义问,抽签表能赶印出来吗?他了解一下说,恐怕印不出来。我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天8点前必须印出来,至少要有一部分。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凌晨二点半左右,李鹏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报告,我们动用了明年的股票发行额度。我告诉他,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我都认。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很感激李鹏,在这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我的紧急措施。凌晨三点多我回到家,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又报告一番。一夜就这样过去,平生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

  事后我感到很后怕,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那死定了。最怕的不是上面要追究个人责任,而是担心证券交易所因为这场风波被关掉,改革事业中途夭折。对这件事我多次反思,细节决定成败,不能凭老经验老做法,事前有人反映过可能会出问题,我要他去找市长反映,自己没有重视,有麻痹思想。

  小平同志教诲:

  “不能首先想着不犯错误”

  邓小平同志1984年来过深圳,我是1985年调到深圳的。我差不多每年都要通过各种渠道请他来深圳休息,但是都没来。1992年,还没来得及请,小平同志就自己说要来了,我们当然高兴了。我想他也没料到隔了8年才来,应该早就想来了,但他的事情挺多。当时社会上有人认为深圳搞的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已经从南向北蔓延。事后来看,小平同志到南方看看,发表这些重要谈话,也许和这有关系。

  小平同志到的那天上午,本来是安排休息,但他情绪很高,在宾馆里待了不到半小时,就说“不行,我要出去走走”。因为事先没准备,只好安排参观市容。我们的车一出宾馆大门,他就开始发问“深圳怎么样啊”,我就简单讲了讲深圳的发展情况。马上他就问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人说深圳现在是外资的天下了,他问是不是这样。我说,外资占了四分之一不到。他到深圳,我认为他心里就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1985、1986那两年他跟外宾谈话,都是讲“深圳这个地方值得你们一看,成不成功,还在试验”。从1987年起就不同了,他讲“这个地方是成功的,你们去看一看就知道”。但后来又有人散布,特区资本主义化了,“变颜色”了。他就想亲自了解一下,亲自看看,眼见为实。参观市容的途中,他还感慨地说到,“我没想到深圳发展那么快。人家认为你快是快,但是是资本主义,其实不是,我们这个还是社会主义。”

  后面的几天里我向他做了很多汇报,他也谈了很多话,滔滔不绝。有很多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他来讲不一定具体研究过,但是只要是他认为符合大方向的,就让我们放手去干。他说得很干脆,说“你说的我都赞同,你大胆去干”,一点都不犹豫。这是我相当敬佩他的地方。我很希望他说一些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可是他都是肯定,都是鼓励。他说,你觉得不对了,总结经验,纠正过来,只要不“一条道走到黑”,就不会犯错误。我说,“小平同志你说的很重要,我一定争取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他马上纠正,说,“我第一是希望你大胆去干,然后才是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你不能首先就想着不犯错误,那你就什么事都不敢干了嘛。”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教诲。

  当时对证券市场的认识没有完全统一。小平同志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里说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对深圳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深圳人民的巨大鼓舞和鞭策。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特区根本不可能有今天。

  对人民有好处的,

  那就勇往直前,奋不顾身

  深圳担负着试验田的任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敢闯。改革,就意味着冲破旧框框的束缚,敢闯敢试,敢于创新。作为一个从政者,我从来是把实践作为第一。很多人讲要“理论——实践——理论”,这是一个循环。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实践——理论——实践”,否则我们可能没得到发展,也没得到效率。有些事儿你必须做,只要它利国利民,按照实际出发去改革,最大的实际就是国情。人民群众是看实践的。

  一个推动改革的人,要明白道理。详细来说,就是要开放,保持海纳百川的胸怀,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尽快与国际市场对接。还要认真思考,总结经验,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八十年代,我提出一个说法,打了一个比喻,就是要学会“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深圳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首先要改革那些自我封闭的、不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旧制度,创造一个“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政策环境,同时要学会“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本领,否则,你就无法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更谈不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在经济运作上与国际市场靠拢,遵循国际惯例,按国际惯例办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出更多的改革经验比完成经济增长指标更为重要。

  要完成我们的转型,还需要一批奋不顾身的同志,奋不顾身很重要。事情当头首先想对自己有利没有,有风险没有,那么很多事就是不敢做,这是不行的。我是奋不顾身的,对人民有好处的,那我就勇往直前。改革不可能每项都成功,为了改革,有的人丢了官,有的人挨了板子,有的人暂时利益受到影响,有的人要一时受点委屈,这都是可能的。作为组织来说,要尽量保护勇于改革的人;对个人来说,则要顾全大局,有点奉献精神。一项改革只要长远都有利,我们便都要支持。

  在改革中,要特别强调敢于承担风险和奉献精神,这是对深圳人的特殊要求。我认为今后还是要这样,深圳现在的任务比过去还要重,新时代我们可以做的事更多,希望深圳的同志们发挥出新的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我的希望,我相信深圳会做得到。

  (本文由深交所和证券时报记者吴少龙共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