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足球俱乐部“消失”背后:股权多元化或是重振良方

  俱乐部“消失”是困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阴霾。

  2021年,中超联赛卫冕冠军江苏苏宁官宣停止运营,引发足坛地震;天津津门虎也经历了“起死回生”的闹剧;而重庆两江竞技则曝出球员讨薪的事件,主帅张外龙坦言,俱乐部正面临极为艰巨的困难。

  究其原因,在于许多职业俱乐部未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主要持有人的附属工具。若运营职业俱乐部不能给持有人带来预期的回报,或持有人的主营业务出现了经营问题,撤资便成为了理性选择。

  在多数中国职业俱乐部股权结构较为单一的背景下,持有人撤资对于俱乐部将造成巨大的冲击,难以找到下家的俱乐部被迫吞下解散的苦果。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将按照“政府监管、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构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种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投资模式。试点探索俱乐部会员制、基金投资等多种形式的股权多元化模式。

  在2021赛季大幕拉开之前,国有企业乃至当地政府率先进场,帮助河南嵩山龙门与沧州雄狮两家中超俱乐部完成了股权多元化改革的探索。股权多元化改革究竟有多重要?国企入局的模式是否将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有可能出现会员制俱乐部吗?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股权多元化,更有可能建立完善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和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将俱乐部塑造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政府为职业足球输血的模式实为权宜之计,至少让职业俱乐部和职业联赛延续了生存希望,为未来更好的可能性争取了时间;而会员制俱乐部在中国的前景不容乐观。

  股权多元化改革有多重要?

  地产企业与国企历来是中国职业足球最重要的投资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16家参赛俱乐部中,有10家俱乐部的主要持有人以房地产为主业,有8家俱乐部的主要持有人为国有企业。

  在中国,职业足球绝非一门赚钱生意。通过广州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财报来看,自2015年登陆新三板以来,公司连年亏损, 2019年的亏损额更是达到19.43亿元,自2021年3月10日起,该公司股票已终止挂牌。

  既然如此,缘何地产商与国企原先对投资足球抱有热情?王裕雄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在原先俱乐部名称企业化的情况下,企业持有俱乐部一方面能够提升知名度与品牌形象,获得很好的广告效应;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政府公关手段,满足地方政府希望本地拥有中超俱乐部的偏好。而国企持有俱乐部的原因更直接,当地方政府有偏好的时候,其能直接施加影响的就是国有企业。”

  换言之,足球俱乐部并未成为其持有人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更多的是被作为带有强烈权宜色彩的短期工具。当投资足球换不来预期的盘外效益,或持有人的主营业务出现运营问题之时,足球产业作为负资产将不得不被舍弃。

  王裕雄说:“随着2020年12月,中国足协出台《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另外考虑到房地产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企业通过持有俱乐部来从其他途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已经很低。”

  随之而来的便是退潮。由于多数中国职业俱乐部股权结构较为单一,持有人撤资对于俱乐部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近两年来,中国三级职业联赛已有22家俱乐部退出或解散,其中便包括2020赛季的中超冠军江苏苏宁。

  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提法,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有明确显示。该方案提出,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

  不过直至2021赛季,股权多元化改革才迈出了关键性的脚步。先有永昌地产集团和沧州建投集团共同运营沧州雄狮俱乐部,再有郑州、洛阳两地政府携手建业集团,三方共建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

  国资持续进场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股权多元化改革的进程,使中国职业足球版图添上了更为强烈的国资色彩。

  关于政府与职业足球的关系众说纷纭。王裕雄说:“分析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把职业足球作为一种产业,继而分析政府和产业之间的关系。第一是政府要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要维持市场秩序和市场竞争,监管职业联赛中的垄断行为。

  第二是考虑到职业俱乐部往往对所在城市有很好的经济社会效应,所以政府往往愿意对俱乐部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本质上属于功能性产业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很多地方政府支持国企入股俱乐部,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这一政策的变通。

  第三是职业足球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其发展与国家队的比赛成绩紧密相关,因此一些关注国家队成绩的政府会通过足协或相关机构来对职业足球的运作施加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股权多元化改革将以政府持续输血的方式推进?一位不愿具名的中超俱乐部商务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职业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令发布的当天,中国足协同时发布了限薪令,要求中超俱乐部的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控制在6亿元内,这为政府的入场铺垫了可能。但他同时也表示:“限薪令只能说是留住现有的玩家,对于潜在的民营企业‘新玩家’来说,职业足球的投资回报恐怕难以具备吸引力,这种时候只能期待政府和国企兜底。”

  王裕雄同样认为,政府直接进场的模式实为权宜之计,至少可以让职业俱乐部和职业联赛还能存在,为未来更好的可能性争取了时间。

  所谓更好的可能性,需要政府与俱乐部两端协同发力。在政府端,沧州政府将职业足球发展视为带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一大抓手,而不单是宣传噱头。在永昌地产集团和沧州建投集团的合资合作签约仪式上,沧州市委书记王景武等与会高层提出,希望合作双方共同以足球名片提升沧州城市形象,充实民众文化生活,推动区域产业升级,以体育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经济发展,增强沧州竞争力与软实力。

  而在俱乐部方面,王裕雄称,当政府敲开了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大门,俱乐部将更有可能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将自身塑造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真正重视创收。

  探索会员制俱乐部

  除却持有人投入,职业俱乐部收入的三大基石在于转播收入分成、商业收入以及比赛日收入,这三者均与球迷基础息息相关。前述中超俱乐部商务官说:“俱乐部发展离不开球迷,扎根城市文化、让足球回归球迷同样也是俱乐部应尽的义务。”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将借鉴欧洲经验,发展会员制俱乐部,让个人会员的意愿反映到俱乐部决策层面上来。

  王裕雄说,会员制俱乐部属于非营利性质的治理结构,以向会员募集会费的手段筹集资金。会员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代表,由代表承担任期内对俱乐部的管理职能。在这一治理结构下,会员们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俱乐部竞赛成绩最大化。

  会员制俱乐部一度在西班牙的土地上掀起热潮,但在1980年代末,俱乐部仅凭会费难以承载水涨船高的运营费用,继而背负大量债务。为此,西班牙政府于1990年颁布特别法令,要求负债俱乐部在1992年6月30日前完成向有限责任公司转换的改组工作。当下,西甲足坛仅存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竞技以及奥萨苏纳4家会员制俱乐部。

  德国足坛则始终奉行“50+1”制度。德国职业俱乐部也曾历经由会员制俱乐部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型过程,但为确保会员的主人翁地位,德国足球联赛联盟章程第8章专门规定,俱乐部母体必须拥有有限责任公司50%+至少1%的投票权,投票权份额不受出资比例的影响,唯有持续经营俱乐部超过20年,且作出巨大贡献的企业或个人才可向联盟提出特批申请。

  王裕雄指出,会员制可以避免俱乐部成为资本运作的对象,充分保障球迷利益,但也将削弱投资人的积极性,甚至会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与俱乐部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足球记者张力曾撰文表示,“50+1”制度确保了俱乐部架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但也客观上导致德甲球队在欧战层面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有外资注入的球队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

  王裕雄称,在欧洲职业足球联赛中,会员制俱乐部大都成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当时时代背景的产物,很难说在今天的环境中还能否再产生这样的俱乐部。

  “我个人很希望中国也能够出现一些会员制俱乐部,哪怕是一两家,或许能够很好地改变联赛的生态。但目前中国的社会氛围与球迷的支付意愿能否撑起一家职业俱乐部,我认为前景不大乐观。”王裕雄说。

  (作者:尤方明 编辑:周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