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发达国家继续引领世界经济的弱势复苏。在制造业过剩、产能深入调整、房地产投资持续赶底和基建投资欲振乏力的背景下，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去年四季度以来，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加大力度，精准发力的调整，其效应逐渐开始显现，当前经济运行已经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下半年经济运行稳中趋升，
经济结构继续改善
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稳中略升。
近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项目，涉及棚改、铁路、轨交、公路、水利等；“一带一路”有关省份则推出上万亿的建设项目，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加快，长江中游省份围绕城市群建设规划出台扩大投资的相关措施。下半年基础设施投资仍将保持较高增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的放缓，下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会较上半年回升，全年达20%左右，在稳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四次降息和三次降准以及一系列定向调节措施效应的逐步显现，下半年社会融资成本也将会有明显下降。6月末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有明显回落。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7%，比上年末下降64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下降101个基点。6月末企业整体融资成本是6.32%，比上年末下降68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下降85个基点。随着利率下降和PPI的回升，下半年实际利率也有可能出现2-3个百分点的下降。可见，下半年的货币金融环境总体上将较为宽松，流动性会十分充裕。
积极因素逐渐积累，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前低后稳，三、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可能分别为7.1%和7.2%，全年GDP增速可能为7.1%左右。虽然经济增速比上年明显下行，但经济增速下降趋势放缓，从过去高速增长下降为中高速平稳增长。
经济结构转型与去产能持续推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将进一步得到提升。经济结构将持续改善，第三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在上半年推动GDP增长了4%，比去年上升0.4个百分点；今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提升至58%左右。而上半年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至39.8%，为1991年以来首次低于40%，推动GDP增长2.8%，比去年下降0.6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将超过1000万，就业形势并未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变差，而是较为平稳。
2015-2016年很可能开启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时期。从短期看，尽管增长仍在两大不确定性因素，即房地产市场成交回暖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在年内带动房地产投资回升；发行地方政府债务、债务置换和推广PPP项目能否解决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但按照销售复苏对前端开发环节的带动节奏，房地产投资有望在三季度企稳，四季度小幅回升。而地方政府债务和预算管理体制的逐步理顺和债务置换的顺利推进，加上近期一大批项目的推出和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基建投资增速下半年将明显加快步伐。从中长期看，四大红利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当前已经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将通过资源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动能释放和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通过城镇一体化带来新的人口红利。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区建设，不断拓展新的外部空间，盘活部分过剩产能，实现对全球资源的更有效利用，进一步获得全球化红利。因此可以预见，2020年前，中国经济有能力保持7-8%区间的增长，实现持续平稳的中高速增长。
政策建议
未来要促进经济稳定地在合理区间运行，有必要进一步针对性地开展宏观调控，去除政策障碍和制度瓶颈。建议采取利率汇率基本稳定、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财政积极有力实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银行业稳健运行等举措，努力形成宏观调控的政策合力，同时更好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率
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改善支出结构，提升实施效率。一是严格按照年初预算积极有效地使用，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应结合新预算法的实施，督促预算使用进度，在三季度加快使用财政赤字，改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能力和平衡作用。二是调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节省的行政管理、三公消费等政府性预算开支迅速转换成为对养老、社保、医疗、文化、科技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为经济发展做好基础保障。三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针对中小企业、“三农”、战略新兴产业等重点环节的减税力度，推进税制改革，激活微观经济主体活力。
2、保持基准利率稳定，注重货币政策定向调节
从进一步促进社会融资成本下行的角度看，降息似乎仍有必要，但当前进一步降息已经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必要性也明显下降。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之前四次降息和三次降准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持续回落。从以往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约两个季度的滞后期看，下半年名义贷款利率还会进一步显著下降。鉴于总需求改善和基数效应，下半年PPI降幅有望收窄，年底PPI有望从目前的-4.6%收窄到-3%左右。这样，下半年实际利率就有望下降2-3个百分点。有必要指出两点，一是当前实际利率水平较高主要原因不是利率水平高，而是PPI负值较高；二是PPI负值高主要不是需求问题，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在底位徘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宗商品价格降幅持续大于PPI的降幅，则在其他成本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实际利率较高对企业的实际压力并没有其所显现的那么大。未来降息对缓解实际利率水平较高的效应将明显递减。受连续降准降息的影响，目前中美利差已经明显收窄。目前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中美利差只有1.5%左右，而去年和今年初大部分时间这一利率都在3%以上。在今年晚些时候美国有可能加息，而国内进一步降息会加大资本流出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在股市十分低迷、房地产市场回暖、部分地区房价显著上涨的情况下，进一步降息可能会对房地产上涨推波助澜。
建议根据情况需要适度下调准备金率。存贷比监管75%即将改为监测指标，这将有利于缓解银行吸收存款的压力，减少信贷投放的存款约束，并对准备金率下调起到一定替代效应。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应是下半年经济平稳运行的十分重要的前提。未来准备金率下调应主要视外汇占款情况、市场流动性变化状况进行适度、适时灵活调整。为配合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顺利推进，有必要相应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建议进一步加大定向调节力度，加大PSL、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操作力度，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中长期融资增长，有效降低中长期融资成本，加大对特定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
3、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略显坚挺
资产价格和汇率走势密切相关。近期股市下跌很快就反映在外汇市场上，特别是在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初具规模的情况下，应密切关注因股市暴跌引发境外人民币大幅贬值、境内资本流出压力加大、在岸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的风险。随着美联储加息，很有可能会加大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人民币争取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企业加大步伐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都需要稳定和略显坚挺的人民币汇率作为良好支撑。有鉴于此，建议有关部门密切监测当前的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汇率状况，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异常波动，并针对可能出现资本流出和贬值压力做好准备，坚决防止出现汇率持续大幅贬值的情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稳定货币汇率十分重要。要防止由于资产价格与本币汇率相互促进、循环推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4、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消费环境
经济增长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要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切实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居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居民收入稳步提升，特别是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速要跑赢GDP增速，才能实现消费增速的提升。
中国消费需求已经向个性化、多层次消费需求转变，目前国内市场还不能完全满足这些新涌现出来的消费需求，从而出现了消费外流。6月开始大幅降低部分进口消费品税率，将促进消费品进口增长，有助于缓解消费外流现象。实现消费回流，重点是改善国内消费环境，比如整顿规范国内消费市场、改革调整消费税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基础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
5、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目前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态势已较上一个时期发生了明显改变，各项调控政策的效果正在显现。当前，解除不必要的限制、去行政化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常态发展的大趋势。在房价回升、部分城市甚至上涨过快的情况下，应适时调整，未雨绸缪，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下半年若市场回暖情况不达预期，或房地产投资依旧明显拖累经济，可以考虑的政策包括：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适度调整优化购房契税和售房个税。由于主导楼市中长期发展趋势的根本因素仍是基本的供求关系，因此有必要加紧采取收购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等货币化方法，以解决部分城市库存高企问题。一线城市现阶段尚不具备全面或者大幅度放开限购的条件。对比全国面上的供过于求状况，一线城市供不应求问题依然突出，此种情况下放开限购将可能会纵容投资客涌入，加剧区域性失衡的矛盾，带来更多城市发展问题。
6、努力保持银行业稳健发展
银行业是中国金融机构的主体，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上市银行则是股市中的中流砥柱。可以说，在当前经济仍有下行压力、股市大幅调整的情况下，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支持经济平稳增长和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建议努力保持银行业的稳定，尽快落实存贷比由监管考核改为监测指标，明确存贷比作为监测指标后的监管细则，通过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来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有必要排查小型银行通过各种合法和灰色渠道参与股市的实际情况，评估其潜在风险，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效控制风险。目前我国银行业税负较重，具体表现在税率较高、同时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建议尽快启动金融业营改增试点。
（作者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