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确为一种独特的病理所困扰，两个国家都陷入了相互依赖的迷魂阵：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严重依赖着中国。

    心理学家警告此种相互依赖关系之间固有的不稳定性——这种双方兼而有之的病理，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这一警告对经济来说同样适用。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相互依赖的异常关系就会使中美经济面临重大危机，进而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始终坚持着为了增长而增长的思想导向，这个观念最终成为惯例，而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严重依赖资产和信贷危机泡沫维持虚假繁荣。

    而依赖美国虚假繁荣的中国，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中国认为美国的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并把该考虑的问题留到了最后，而利用美国的增长作为自身发展策略的支持。双方如此相互影响，使得经济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最终却是积薪厝火。

    虚假繁荣的日子总是屈指可数，泡沫下的巨大经济失衡初显。失衡是不会持续的，大部分人都知道这种情况终究会结束，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这一天会很快到来。于是，当2008年9月的危机发生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不会持续得太久，但它还是来了——不仅支持美国人消费狂潮的泡沫破灭了，就连中国的出口增长也成为幻影。

    两个国家都必须警惕覆舟之戒。美国已然在后经济危机的余震中蹒跚而行，中国就不能依靠遍体鳞伤的美国消费者来促进出口增长和维持看似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也不能再回到泡沫经济中寻求繁荣。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使得中美的相互依赖关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深刻反省自己。

    这并非易事。拒绝改变，如同相互依赖一样，在两个国家深深扎根，毕竟相比接受平衡调整和结构改革这些艰巨的任务，两个国家觉得回到从前的一切要容易得多。但这并不符合全球相互依赖时期下的道路。

    中国似乎领悟了些许。自邓小平时代起，战略就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强大力量之一，尤其是在经济政策和宏观管理层面上。

    最近，中国采取了一个新政策：对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再平衡措施，使其脱离日益不稳定的由制造业为导向的出口模式，转而向内需及服务导向型的增长努力。这样一来，中国能够降低对纯粹以速度型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的迷恋，转而关注此前一直被忽略的以质量型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道路。再平衡也使得中国能够走上一条更为轻松、洁净、绿色并可持续的经济道路。

    而美国看起来并不打算改变。战略对于一个在经济方面以“看不见的手”为金科玉律的国家不大可行。尽管对于大规模的失衡和泡沫危机有明显的警告，但美国仍强烈地倾向认为消费者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旧方子就是能够使经济复苏的灵丹妙药。

    但可悲的是，近几年来美国并没有做成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使得亡羊补牢的机会也日渐渺茫。

    相互依赖关系不断迫使美国亮出虚弱的底牌。中国正推进着再平衡进程，而这对疲软的美国经济增长会产生巨大影响。当中国消费者崛起的时候，中国的储蓄率将会降低，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也会减少，因此，将会削减其对美国国债以及其他美元基础的资产的需求。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债务人，并在储蓄一直短缺的情况下，美国若要更换其在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便会陷入重重困难。至少，这也会使得美国受制于借入国际市场资本的条款，并且也可能成为导致利率和美元不稳定的另一个诱因。此种发展的反馈效应犹如为一场逆风加码，已大大限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无论美国愿不愿意，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正席卷而至。

    再平衡对不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来说是唯一持久的特效药。但它需要极大的努力、严格的自律和大量的时间。它也需要一个行动的理论框架——什么才能被叫作策略？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而美国痛恨有关计划的一切，哪怕仅是一些暗示。

    如果双方都努力再平衡，那么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没什么，但对于世界来说，这将是一次转变的大事件。在历史上的重大时刻，经济力量的重新组合一直都与军事力量转变和地缘政治稳定有关。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曾说道：大国的崛起和灭亡都折射出这样的结构调整。那么中美间的再平衡会不会也经历同样的宿命呢？

    这样的可能性绝不能被轻视。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都非常符合肯尼迪书中衰退力量的例子。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衰退的国内经济基础所折射出的失衡，实际上十分符合肯尼迪笔下16世纪早期欧洲王朝的模式：过度的地缘政治扩张，最终导致颠覆。相较中国，在其不断崛起的背景下，以及在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的带领下，走上了充满雄心壮志的中国梦之路。如此看来，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进入一个日趋不稳的阶段。

    （摘自《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作者史蒂芬·罗奇，中信出版社出版，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者加，艾经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