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

　　对大萧条的记忆和看法从一开始就影响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传统智慧认为世界避免了两次大战间的灾难重演，而这主要因为决策者这次做出了更好的决策。虽然尽可以为此洋洋得意，但此次危机后复苏的两大特点令人们无心庆祝。

　　首先，尽管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扩张及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经济复苏依然惊人的疲软和脆弱。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了急剧的财政收缩和经济衰退。即使在衰退伊始就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的美国，其长期经济增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似乎也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令人回想起上世纪30年代，当时凯恩斯及其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阿尔文·汉森等杰出经济学家认为，世界陷入了长期经济停滞。他们认为工业革命的生机和活力已经耗尽，没有什么能取代工业革命成为维持增长的因素。

　　后危机世界的另一项警告更令人惊心动魄。很多国家通过落实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政策来应对大萧条，因此到上世纪中叶，工业国家普遍存在的极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似乎消失了。

　　但2008年后，金融危机前即已呈上升态势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大幅加剧，而这主要是由那些经常被赞誉为防止大萧条再次爆发的措施造成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催生了资产热潮，表现为股价飙升，纽约、伦敦、巴黎、里约热内卢和上海等经济中心的房价飞涨，令国内购房者望而却步。

　　由于富人更富，中产阶级受到名义利率接近于零的挤压，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利率为负。此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就业竞争加剧打击了工薪阶层收入。

　　有些央行官员喜欢回忆温斯顿·丘吉尔为决战中英国的英雄主义者所唱的赞歌：“如此多的人欠少数人巨额债务的状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如今运用到现代经济领域，这样的赞美在现实中至少是尴尬的：现代经济靠几家央行堆积如山的巨额债务来稳定金融系统。

　　造成两极分化影响的不仅是货币政策。崇尚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欧洲人，都面对着过去公共投资项目代价不菲的烂摊子。比方说，2004年雅典奥运会本应将希腊变为活力四射、熠熠生辉的现代经济，但奥运会在为这座城市留下地铁和现代化机场的同时，也留下了废弃的海兰尼孔奥运场馆和堆积如山的债务。

　　此外，批评者恰如其分地指出上述公共项目合同往往存在偏袒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这在希腊、西班牙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

　　其他看似成功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爆发的民众骚乱反映了人们对于腐败的愤怒。

　　重大体育赛事尤其遭到强烈的抵制。获得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合同的外国公司拿了政府的钱、却不向分包工程的波兰建筑公司付款的丑闻，令波兰彻底名誉扫地。巴西针对即将举办的FIFA世界杯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而俄罗斯奢华的索契冬奥会很可能成为一次公关灾难。

　　总之，以凯恩斯刺激项目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可能很成问题，因为普通市民往往得不到任何好处。对仍在从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中逐渐恢复的世界而言，2008年危机所暴露的金融地产行业的不法行为仍历历在目，这样的高调项目看似在奖励腐败精英。

　　但有一个重要差别：即现在助长不平等的，不再是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而是金融危机后试图稳定经济的有问题的公共政策。资本主义竞争侵蚀垄断利润，而公共政策则有可能成为根深蒂固特权的缔造者。今天，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及加大政府开支引发被排斥弱势群体强烈抵制的同时，以避免又一次大萧条为名采取的政策，最终有可能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