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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英:只有“全球化”才能稳定改革红利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23日 05:42 作者:王红英
    [ 尽管受到国内与国际制约因素的影响,但长期看《决定》势必利好中国的未来经济。但是着眼点应该立足“国际化”发展,也只有改革“国际化”才能更多地、持续地释放改革红利
    近期,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的文件,各类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解读意见,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献计献策。绝大部分学者都比较中肯地解读了《决定》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意义,但我们也看到不少解读狭义地局限在国内经济甚至于A股市场,并未完全理解《决定》的真正“国际驱动力”含义,在此笔者做一剖析。
    总体来看,《决定》几乎涵盖全部改革领域,几乎所有关于经济改革的期盼都得到了满足,最显著的领域为: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户籍改革、计划生育改革、房产税、自贸区,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和融资;《决定》的公布打消了市场对改革是否坚定的疑虑,有助投资者重拾信心。看上去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很是美好。
    但是我们有两个问题必须值得注意和探讨:
    一是此次《决定》出台的背景,我们知道,经过35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由贫困国家发展为初级发达国家,由以前的“国弱民穷”进入“国富民康”的阶段,未来要达到“国强民富”的目标。
    但靠投资及出口为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产效率低下、贫富差距拉大等尖锐矛盾不断浮出水面,不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原有的改革红利也会即将消失,“中等收入陷阱”极有可能在中国重演,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资产泡沫破裂、经济陷入长达20年紧缩的现象值得我们借鉴。
    所以此次改革的背景与1978年本质上完全不同,1978年只要转变市场机制就足以释放改革红利,但此次的改革带有较为被动的意味,不改革经济将会持续下跌、不改革社会稳定难以持续。所以我们看到此次改革意义重大,首先是未雨绸缪,其次才是展望未来,而且只有各项改革措施到位、稳步推进,未来的改革才会成功。
    因此我们认为此次改革首先是中性的维稳,短期保持经济的稳定,为未来5~10年的改革措施出台做好各项准备。换句话讲,《决定》并不会对短期投资市场带来实质性利多刺激,经济的好转需假以时日。
    二是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形势评估。当今全球经济呈现较为典型的分化现象,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欧洲经济的疲软挣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持续疲软都使得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中国经济改革的变局出现,简单而言,美联储提高利率便会构成对新兴经济体经济的重大打击,而此时我们利率市场化、汇率管制放松等措施如果快速放开,便会导致大量的资金外流,有可能使得大类资产价格跳水,引发投资市场的混乱。
    1997年导致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亚洲四小龙的金融改革过快,而国内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偏高、个人与企业负债高企。所以尽管上海自贸区成立,加上以前的深圳前海特区等,都要在审慎的金融市场化原则下渐进推进,而不能搞金融改革大跃进。
    从以上两点分析,我们意识到:改革将是一项极为复杂、极具挑战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之事。
    尽管受到国内与国际制约因素的影响,但长期看《决定》势必利好中国的未来经济。但是着眼点应该立足“国际化”发展,也只有改革“国际化”才能更多地、持续地释放改革红利。
    举例而言,我们现在最大的经济难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工业为例,产能过剩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要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在各级政府纷纷压缩产能以节约资源和降低环境污染,但问题是也带来了职工失业的社会问题,这种行为与《决定》精神似乎有些背离,毕竟《决定》的目的是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宗旨的。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当今除了中国以外,还有更多的欠发达地区,他们也需要更好的城镇化建设及公共交通建设,我们过剩的产能完全可以输送到这些地区,如南亚、非洲、南美等地区,甚至可以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国际化公司,将我们在非洲、在澳洲的矿产直接在当期加工、生产出用于建设的成材,将我们眼前的进口贸易转变为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将我们的技术、产能输送到全球。真正实现经济的“逆转型”。
    前期我们看到的中国政府、中央企业已和泰国签订高铁项目就是一个好的案例。
    经济的“逆转型”势必需要人民币的全球化,最终汇率、利率的市场化势在必行。
    但是在过去35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们主要发展国内经济,主要表现为以国内的投资行为与对外出口简单加工型业务为主,货币的收付也集中在央行手里,我们以10月份数据为例,外汇账款激增4400亿元,大量的流动性形成大类资产的“堰塞湖”,对我们宏观调控带来威胁。
    而美元由于是全球结算货币,同样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于美元的国际化“溢出”效应,一方面对美国经济带来流动性支持,一方面由于全球美元流动如欧洲美元模式,并未带来资产泡沫化现象,经济因此而复苏有力。
    所以,综上所述,《决定》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其实是一个根本转型的历史性纲要,也许5年甚至10年其真正的红利效应才会显现出来,尤其是我们的着眼点不能只局限于国内的变革模式,传统的投资模式将会转变为“国际化”投资模式,传统简单的来料加工出口模式将会转变为“自由港”贸易模式,将以前中国自身的需求转变为“世界性”需求。
    只有将以前狭义的“投资、出口、内需”转变为世界性的“投资、出口、内需”才会真正地解放中国的生产力、真正地实现全球范围内优化的资源配置。
    换句话讲,只有“全球化”才能稳定和延伸改革的红利,只是短期内尤其是临近年底,M2的收缩势必带来短期大类资产的折价效应。而短期的经济收缩恰恰会带来世界范围的“中国输出型经济”的腾飞。
    (作者为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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