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主线。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家相继通过了分税制、国企改制、住房商品化、耕地保护制度等改革，这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推动了过去20年的持续高增长。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上一轮改革的大部分只走到了半途，就因一些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导致改革有停滞的迹象，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变成了“双轨”状态。一方面过度管制，形成了产业垄断和产业管制壁垒，而另一方面缺乏管制和管制无为，造成无序竞争。
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二元化特征”，还与政府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强势政府”迅速组织资源是过去实现“增长奇迹”的关键，然而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把动用资源变成常态化，变成政府代替市场。目前，各级政府正在通过不断地扩权，压制市场成长的空间。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法治、信用）方面却出现了“缺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升级只能靠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而这必然依靠市场化力量。事实上，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主要是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不高带来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通过要素松绑释放要素效率，而这必将涉及政府自身更大的改革，要求限制政府自身的权力。财政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以及政府改革是三中全会所要确立的三大改革主线。
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看，中国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特别是近年来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挤出效应。因此，新一届政府首要的任务是从财政和金融资源错配入手，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另一方面，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重新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将涉及全国范围内普适性的民生性支出责任上移，重新启动事权与财政相匹配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国企改革方面，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获取各类生产要素的难易程度和成本高低上存在显著区别。这不仅造成了市场主体的不平等，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特别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将新一轮改革的重心放在完善市场参与机制、打破垄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上，就是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构建开放竞争的公平秩序和环境，改变政府补贴所带来的资本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政府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样也释放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强烈信号。三中全会后下一步如何围绕“权力下放”，全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政府效率，才是推进政府改革的最核心一环。事实上，中国历次机构改革都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轴心。之所以效果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了能源、交通、通信、文化等领域18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下一步，将积极有序有效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承担更大的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责任，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全国性、跨区域性事务方面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宏观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推动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把许多管理及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和市场，通过切切实实的“放权”，真正让三者各归其位，从“强势政府”转向“高效政府”。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原标题：改革核心是设计高效率制度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