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依旧繁盛，底特律却已濒死；成都模式已收获些许掌声，郑州模式还在饱受质疑。理想的道路上布满的不仅有鲜花还有陷阱，鲜花代表着一个城市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陷阱则是美好图景下种种考验。
    理想图景中的产城融合，是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和谐的持续发展的模式。
    这是一个看似双赢的局面，公司则因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而获得持续收益。城市因公司的入驻得到人气和税收。
    正因为此，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始走向尝试的道路。然而，当理想照进现实，一切并没有那么美好。
    底特律悲剧
    产城融合一大基础是规模效应，产业、城市、人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条，彼此交织连接，互为依存。理想状态是城市快速崛起、经济效益实现、文明得以普及、人居群落形成。
    但现实却很残酷。规模效应与生态链条的联动关系，决定了一旦产城融合中某一个环节陷入困境，整个链条都将会被撼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无法在小范围消灭。
    底特律是对此最好的例证。产业衰退，居民逃离，政府营收难以为继，三个环节彼此负面效应的传导，最终形成打垮底特律的合力。
    在“复盘”底特律的过往时，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其实陷阱早已埋下，底特律的发展轨迹只不过是一步一步走向自身设定的陷阱。
    这个陷阱的源头就是产业的过分单一化。在产城融合的第一步产业规划上，底特律发展之初，除了传统汽车产业外，基本没有给IT、生物等新兴产业以及后续的服务产业留出明确的规划的空间。
    至此，产城融合模式中的两大力量在一开始就已陷入互为捆绑的怪圈。在这个怪圈中，政府收入的80%都有赖于汽车产业，缺乏其他强有力的支撑要素；汽车产业则成为城市的主宰，牢牢地掐住了城市的发展命脉。
    因此，翻开底特律的发展史，就不奇怪为何会一次一次地出现政府因利益的诉求不断拓展执政边界给汽车产业的发展开绿灯，汽车产业则不断地利用强势地位来主导政府政策的情况。
    政府被动地被汽车业牵着鼻子走，在汽车业因成本问题向外转移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之下，整个局面中无可持续的推进要素，无可替代的产业，全盘的恶化已成定局。
    如果说，单一的产业是底特律自身埋下的陷阱，那么配套设施的忽视和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则成了底特律无法爬出陷阱的重要牵制力量。
    根据底特律政府网站上披露的报告，在底特律人口的知识结构中，长期以来，本土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仅占10%，且在本土人口后代中，获得高学历的子女回潮率极低。
    造成此等现象的原因，跟当地汽车产业的加工制造业属性有很大关系，但更为关键的，其实是底特律在后续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缺失所导致的结果。
    对照硅谷可见，底特律并无硅谷那般配套的一流大学，在创新研发上也无较大的社会氛围与动力；治安问题也较为严重，历史上曾多次爆发大规模骚乱，导致中产阶级逃离核心区域或彻底搬离。上述种种都使得底特律与硅谷相比，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冲击下脆弱无比。
    尽管底特律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尽管中美两国存在许多制度上的差异，但有多位学者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对记者表示，产业过分单一化，配套设施落后，人力结构不平衡，这些问题是产城融合模式中的通病，从而导致的是产城融合模式难以为继。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纷纷指出，当下中国多个城市运作的产城融合模式，其实也存在类似的隐患，甚至有的城市已经陷入了类似的危机，只不过因为制度的差异，政府无明确的破产概念，故问题得以遮掩。
    绕开陷阱
    产城融合过程中如何绕开此类陷阱？多元化的产业、完备的配套设施、素质水平合理的人力结构是构建产城融合持续良好运作的几大要素。
    可见，国内部分城市的产城融合之路也正在朝着这些方面努力，从而避免底特律悲剧的发生。
    比如在主要产业的引入上就积极引入多家公司入驻，避免被大体量企业过分捆绑的局面，形成在产业内部多家企业自身的竞争格局；同时在产业区域的分布上，留出部分产业区域做相对应的配套对接。
    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一方面是加强自身的设施配备，另一方面则是以和别的大的城市群落发挥协力效应为目标，做到内部完备、外部四通八达。
    另外，在人力结构上，则是和企业或者高等院校形成共同培养的机制，并佐以激励机制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不过，有学者也指出，尽管底特律可以作为产城融合的失败样本加以借鉴，上述解决路径可以绕开产城融合的底特律陷阱，但就中国本身的局面而言，这些还不够。
    自身的制度积淀给产城融合之路又添上了些许中国色彩。其中一大特征就是与产城融合如影随形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构建之初是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为出发点，但落到现实层面，指标体系则因与政绩的紧密联系，而成为许多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产城融合的重要推手。唯GDP指标先行、唯政绩的面子工程先行所导致的恶果，已经在全国众多荒废的产业园区中得到了体现。
    基于此，有学者呼吁需对指标体系进行重新塑造，通过透明化、合理化，降低与政绩挂钩的比例。
    除了指标体系的改造之外，户籍制度的开放和公民的参与在中国产城融合的进程中仍缺位。
    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回答本报提问时，曾对记者表示，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加强产城融合中“人”的身份转化之外，在产城融合中，公民的参与非常重要。
    “要鼓励公民参与城市规划，真正开放公民参与的通道，这样才有利于回归产城融合中的人本因素，做到以人为核心来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人’的城镇化，才能做到产城融合的美好目标的实现。“刘晓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