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领导人不断重复着宽慰民众的口头禅。货币政策的明显改善（事实的确如此）以及国际合作制度化的长足进步，确保了大萧条不会再次上演。但一位名叫爱德华·斯诺登的美国情报部门前承包商，已经证实这种说法距离现实有多远。
    长时间的紧张局势会削弱机构合作。2008~2009年最具活力和成效的两家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G20，但两者的信誉在漫长的危机进程中均有所削弱。
    由于主要工业经济体似有复苏之势（尽管势头非常微弱），似乎没有人在意合作机制已经老化失效。这当然不对。世界各国可能发生更多金融“火灾”，因此需要“消防队”来完成“灭火”工作。
    2009年IMF的资源得到了拓展，该组织本应持续改革强化新兴市场发言权。但这方面的改革却一直没有多大进展。
    IMF是1945年后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机构。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管理以及1989年开始的东欧剧变经济转型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其后的每一次重大全球金融危机都削弱了该组织的权威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动摇了其在亚洲的合法地位，因为很多亚洲国家政府认为危机受到了美国和美国金融机构的利用。
    三个原因导致IMF的信誉在2007年后的萧条中进一步受损。首先，危机的初始阶段看似只与美国相关。其次，IMF频繁介入欧元危机似乎是对欧洲和欧洲人另眼相看。特别是有人提出要求，称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欧洲，因此另一名欧洲人（而且是另一名法国人）应当接替时任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IMF的领导地位，在新兴市场大国看来简直不可理喻。最终就像亚洲危机时一样，欧洲国家政府和欧盟委员会与IMF闹翻，开始责怪该组织的分析困扰并搅乱了市场。
    在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经常账户失衡、决定哪些国家应该调整以及协调金融改革及增长议程等重大问题上，IMF的话语权与危机前相比并没有多少进步。
    G20是金融危机的大赢家。原有的峰会（G7或者加上俄罗斯的G8），还有G7财长会议，都已经失去了地位。它们当中包含了实际造成问题的国家，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中等欧洲国家得到过度代表的现象十分严重。
    相反，G20引入了新兴市场大国，并且在开始时承诺要控制和引导IMF。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最成功的G20峰会，媒体报道所广泛采用的官方照片准确捕捉到了全球经济体制变化的崭新氛围。
    短期来看，伦敦峰会成功控制了南欧金融危机的蔓延；使世行拥有更多资源处理新兴市场出口贸易融资问题；看似赋予了IMF更丰富的资源及合法地位；并且似乎催生了恢复市场信心的统一财政刺激措施。
    但这四项成就中只有技术性较强的前两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伦敦峰会的其他协议都出了问题。后续的峰会根本不见成效。当人们意识到，许多欧洲国家政府无法在避免市场不安并将自身推向越来越贵因而难以为继的借贷周期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债务，统一财政刺激政策的理念就出现了问题。
    但无论事实证明伦敦峰会所取得的成就多么有限，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前，峰会本身还没有彻底失信。或许因为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居然天真到相信他们的信息联络真正安全。但斯诺登披露伦敦峰会英国主办方监控与会者的信息传递，使人们相信早前峰会真正保密的状况很难再现。而且因为间谍活动显然更多地针对新兴经济体代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鸿沟也因此进一步加深。
    各国领导人在回应相关指控时显得既虚伪又无知。他们强调对监控行为一无所知也许是对的。复杂的数据搜集计划本来就没有任何监控措施。
    但数据监视和采集计划缺乏透明度，意味着一旦举报人泄露信息，人人都可以由此推导出政策制定原因和方法的不同版本。泄密因此催生了离奇的阴谋论。
    伦敦峰会的实质性后果已经使人们普遍对G20峰会丧失了信心。斯诺登事件摧毁了领导人相互信任的所有幻想，同样不复存在的还有对领导人能力的信心。因为承诺为斯诺登提供一年庇护，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办今年的圣彼得堡峰会时就好像把一枚定时炸弹埋在了身边。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学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历史学教授。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