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经济减速，与新通讯条件下的全球政治觉醒相叠加，使政府谋求稳定的压力变得更大——单单扶助赤贫阶层已经不够了，不能忽视城市中产阶层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也不能把他们当成“提款箱”，无节制地让他们负担社会政策成本。连日来巴西的大规模政治示威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这场由圣保罗市政当局将公共汽车票价上调0.2雷亚尔（约合0.54元人民币）引发的游行，因6月13日军警施用震爆弹、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而升级，演变成上百万人参加且夹杂着骚乱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者的不满已延伸到腐败现象、医疗教育服务不足以及筹备2014年世界杯的过度靡费等问题上，抗议者用食醋防备催泪瓦斯的土办法也令这一示威得名“酸醋运动”（一名“色拉革命”）。

　　许多观察家注意到，酸醋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城市中产阶层特别是年轻白领，Facebook等社交媒体则是重要的组织动员媒介。有些观察家认为，相比2010年以青年失业群体为主的西亚北非动荡，巴西的此次运动与今年6月初土耳其爆发的大规模示威运动更为接近：两者均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减速的背景下发生，均针对政府的财政滥用和公共服务削减方案（土耳其抗议的导火索是政府试图将一大型公园改造为商场），其深层次原因可能都是城市中产阶层的不满——偏高的税务负担和低下的公共服务水平。

　　更宏观来看，土耳其和巴西的事件也许意味着，随着全球经济系统性危机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充满挑战和动荡的新阶段。

　　当全球景气拖累新兴经济体，中产阶层首当其冲——一方面，他们的收入直接受到经济减速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主要针对赤贫阶层，不但与他们无缘，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他们的税款承担成本。此时如果政府再腐败一点，公共服务再简陋一点，民主建设再滞后一点，中产阶层的不满极易转变成怒火。而政府捉襟见肘，左右为难，如果不满足中产阶层的诉求，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如果尽量满足其诉求，则有可能造成补贴赤贫阶层的财政资源被削减，引发新的矛盾。

　　如何未雨绸缪，因势利导降低社会稳定的成本；如何更合理地分配这些成本；如何对“中产阶层革命”防患于未然，这都是巴西“酸醋运动”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