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颇有些热闹的公务员聘任制探索，以及百余名硕士争当城管等现象，再次让舆论聚焦在体制的“魅力”上。
    体制的本意，指的是一套制度，比如国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就是体制。但在公共讨论空间里，体制更多是指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等生产公共产品与服务或准公共产品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便是在体制内。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几乎是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体制内，可见这个系统的魅力之大。
    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之路走了30多年之后，体制的诱惑不减反增，这个现实耐人寻味。某个个体想当公务员，想进事业单位，或许有个体的性格、兴趣等因素在驱动，但是从群体层面来看，如此庞大的人群渴望进入体制内，至少不是一种健康的现象。
    毋庸置疑，体制内也需要人才，治党治国需要人才。社会精英愿意与体制接轨，本不是什么坏事，但当一些年轻人喊出“死也要死在体制里”之时，往往说明的是，跟体制外相比，体制内的诱惑更大，更有吸引力。诱惑是什么呢？大抵是职业荣誉感、经济回报、工作稳定性高等综合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倘若更进一步思考，则会看到貌似正常的社会现象里不正常的一面。比如，体制内吸引力过大，折射的是体制外吸引力不足，非政府机构发育不足；体制内吸引了大量人才，可能导致体制内外人力资源的配置不够平衡，不利于社会整体发展；体制内吸引力过大，说明整个社会求稳的心态强于创新、创业的心态；体制内“魅力”过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官本位”的思想在社会中还很有市场，体制内种种工资外福利仍是不小的收入。
    我们无意于指责个体渴望进入体制内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理性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安排和追求，这种选择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从社会整体层面观察，却不难发现问题。如果太多的年轻人图稳定，选择“坐机关”，认为体制内“树大好乘凉”，而少了勇气在体制外创业、奋斗，这个社会的活力会因此而枯竭。反之，这个社会就会活力无限。
    换句话说，体制本身不是问题，但体制内的吸引力过大，则会形成坚硬的体制之墙。从社会总体利益角度看，必须穿越坚硬甚至沉重的体制之墙。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需要优秀的体制内人才，还需要敢于创新的商业精英，以及愿意奉献于公益事业、耕耘于非政府机构的有为青年。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一直在呼唤一个“企业家社会”。在他的理解里，这是在福利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生态。“企业家社会”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社会，是社会资源大量流向创业者、创富者、创新者的社会，是能够为创新力量提供自由和空间的社会。
    今天的中国，创新力和企业家精神等社会资本都远远不足。培育这类社会资本，正是时代课题之一。显然，一个过于迷恋体制内的稳定的社会，很难与“企业家社会”联系起来。当务之急，就是要穿越体制之墙。
    穿越体制之墙，需要两方面的作为。一者，继续培育市场仍然任重道远，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尤其显得迫切，同时，也要努力推动非政府组织（NGO）的健康发展；二者，努力剥离附着于体制的种种不合理的福利性收入，改革政府积弊，规范政府职能，特别是政府部门的一些不当的审批权限，需要通过改革尽快取消。如此，当会促进社会资源在不同的社会机构中的合理分配，以促进不同社会部门的均衡发展。